⊙史晨昱

  2008年，当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央行都手忙脚乱地推出了各种凯恩斯方案来拯救经济。当时，理性预期学派的看法是，对于经济，要减少干预。

  回顾历史，二战之后，只要碰到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就会被视为医治不景气的良药。但近三年的事实不言而喻，美国两轮量化宽松的强心针注入后，全球经济又濒临衰退，凯恩斯的药方似乎收效甚微。

  从全球视野来看，欧美面临的公共债务危机，既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也是危机的第二阶段。而此前一些国家靠滥发钞票救市，虽然缓解了资本市场，但实体经济依然艰困。而猛药过后，老病不愈，又添新伤。现在欧债危机俨然成为全球最大的风险。

  对于当前的问题，其实从萨金特理论中或许能找到治理方向。如，政府对赤字进行融资时可以通过税收及借债等非货币化形式和货币化形式进行。萨金特 (1981)认为，由于债券发行存在上限，持续的债券融资赤字将最终被货币化。

  欧元区实行货币统一后，成员国丧失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只保留财政政策。这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内生经济增长能力落后的边缘国家，由于财政政策由各国国会自己掌控，自然多从本国利益来考量，呈现最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特征。

  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思路是尽可能在一国内部解决问题，要求其制定极其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但对于该国干涸的经济而言，欧盟处理危机的手法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他们实际上需要的是宽松货币环境，稀释负债压力。正因此，真正解决债务国问题的钥匙并不在债务国政府手中，而要看欧盟和欧洲央行。

  现在，国际经济形势恶化也引发了国内经济界关于未来货币政策放松还是紧缩的论争。其实，无论是继续紧缩，还是适度放松，最大的参照物无疑是通胀水平。政策只能依其演变决定。

  而中国宏观调控继续锚定通胀的思路，可以从萨金特的理论中找到支撑。他认为，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治理的头等目标，利用人们的理性预期，公开宣布并长期坚持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让人们在经济运行之中信赖这项政策，在经济运行之中相应地做出物价的调整，达到稳定物价、维持就业水平的目的。

  机缘巧合，中国对房地产的治理也吻合了这一原则，也如愿达到遏制价格快速上涨的效果。不过，中国本轮通胀的诱因已从单一货币供应量逐步转向货币供应量与工资、消费增长之间的协动影响。

  可以说，货币供应量变化只决定通胀的短期变化，或说只决定通道内的变化。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与工资的长期上涨趋势却决定了通胀的大方向，或说决定了通道的方向。虽然货币数量控制无疑有助于“抗通胀”，但完全倚赖单一紧缩货币政策，央行或将面临应对通胀的操作难度。

  不过，理性预期学派把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分析，拓展了决策者在制定、评估及校正政策时考虑问题的视野。中国经济步入新经济周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

  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必须取信于民，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可以使经济主体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西姆斯模型的核心理念是，实际中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如此简单, 会存在动态滞后效应, 并且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的影响是逐渐变化的。实践也表明，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要在经过一段时期后才体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当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后，其影响又是稳定而深远的。

  政策时滞使得政府对当前的经济信息做出调控的时候，其政策效应可能在未来不恰当的时机出现，当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后，经济的整体环境和形势可能已经发生改变，政策的滞后效果反而可能加剧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得政策本身不仅可能失效，货币当局甚至可能成为经济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有鉴于此，政府进行调控时要充分考虑到政策时滞的影响，提高政策制定时的前瞻能力和政策制定后的效果评价和预测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控制好干预尺度，增加政策的稳定性。

  危机也是改革的良机。萨金特证明，只有果断的“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预期。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从长期来看，中国要从根本上摆脱当前的通胀压力，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还需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中寻求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