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雷

  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私有制和社会分工，贫富差距就不可能独自离我们远去。在我国“先富带共富”的追求中，贫富差距却有日益恶化的迹象，成为可能割裂社会的最大威胁。该怎么看待中国的贫富差距，可以采取怎样的对策？中国的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但解决中国的问题却不能照搬“国际经验”，因为中国的问题往往是带有中国特色。弄不清特色，就对不了症状，疗效也就只能看天意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2003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徐滇庆先生的新著《看懂中国贫富差距》，在对大量中国经济数据回归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与探讨了贫富差距的“中国特色”，并以通俗易懂的写作方式表达出来，成就了一家之言。

  论贫富差距，就必定要谈衡量贫富差距最核心经济指标——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大，贫富差距越大。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为0.4，如果超过此点，往往会引发低收入群体的抗争、游行示威、犯罪率上升等社会动荡。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34，此后持续攀升，2004年达到0.47。2010年，新华社的判断是“实际上已超过了0.5”。越过警戒线这么多，却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失去稳定，这是为什么？

  徐滇庆是这样分析的：中国由于存在特殊的城乡二元化社会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全国基尼系数度量的实际上是东部城市中富裕群体与西部农村贫困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单独观察某个城市，则全国大多数城市基尼系数基本上都在0.4警戒线以内；单独观察农村数据，不仅全在警戒线以内，而且由于近年来的惠农政策，基尼系数还呈现出下降趋势。基于此，他认为解决中国贫富差距的思路，首先应是消除城乡二元化政策，其次是对落后地区提供扶持政策，最后是改善财政转移支付。这或许就是基尼系数的“中国特色”。

  如何解决当前收入不公问题，民众与经济学界都有一个强烈的“涨工资”呼声。对此，徐滇庆有他独特的见解：实际上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并不低，城乡差距也并不那么大，目前数据上显示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原因，有2004年改变统计规则，将个体业主劳动报酬计入了资本收益，不再计入劳动报酬，使分子变小了，2005年GDP统计数据的调整，让分母增加了，还有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等综合因素。基于此，徐滇庆认为，“涨工资”的诉求犯了一系列逻辑错误，是民粹主义者在为自身私利在呐喊。民粹主义，本质就是讨好小市民，拿眼前利益说事，忽视了社会的长期利益。“涨工资”的呼声主要是喊给政府听的。而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政府难以强迫民营企业增加工资，农民没有工资，政府只能给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员工加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倍增计划”无助于提高普通人的工资，更无助于社会公平。

  对现在热烈讨论的“刘易斯拐点”，徐滇庆的态度是，中国当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大约在14或18年后。世界工业化国家农业就业人口大都在2%左右，中国却有38.1%，仍有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转出。阻碍这些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城市的，不是别的，恰恰是政府的一系列政策。

  既然现在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对目前困扰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民工荒”难题，徐滇庆认为就不必紧张，价格是市场的灵魂，无论是用工荒还是高失业率，只要市场机制起作用，过段时间就会调整过来。“民工荒”症结在于农村没人和企业没钱。农村没人，是地区性的，剩余劳动力，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村地区确实没有，但中西部地区还大量存在，企业的思路就是产业转移，将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沿海转移到中西部。企业没钱，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薄，增加工资的空间很小，企业的对应思路就是产业升级。

  在《看懂中国贫富差距》中，徐滇庆还在经济学理论上提出了解决中国贫富差距的对策。他认为，调整贫富差距是生产、分配、再分配三个层次的问题。在生产层次，调整贫富差距一定要做到让人们在公平的起点上竞争，反对垄断。在分配层次，应通过一系列公共财政政策，让大家来承担国家的合理负担，有钱人多出，没钱人少出。最困难的非但不出，政府还要伸手拉一把。

  “凡是要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来帮助穷人，高收入群体必定要付出代价、付出成本。”在公共财政政策中，徐教授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税制，这是达成公平的关键。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税收主体来自企业，容易造成“企业老总与清洁工交同样的税”的问题，解决之道是把企业的税变成个人的税，将企业税转化成工资发给个人，个人再按工资缴税。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穷人少缴税，富人多缴税。

  “仅仅知道起点和终点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知道我们目前在哪里。”关于中国贫富差距，徐教授“既看林来又看树”，在重视全国性宏观数据的同时，也注重地区性数据的横向分析与比较，这无疑提示了一种看问题的新思路。当然，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言，他的有些论述，比如“涨工资将事实上加大通货膨胀”的判断、“60后以前的人都死光了，中国的高储蓄率自然会随人口结构改变而改变”、“发红包的决策是政客讨好老百姓的短视之举”等等，笔者以为，都还大有商榷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