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的后发优势有所减弱、新的竞争优势尚在培育的关键时期，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正在酝酿的跨产业革命战略机遇期，亟须在金融服务、研发设计以及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尽快补课，以期在关乎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价值链高端环节发挥中枢性功能。

  章玉贵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浙江、广东等中国经济核心地带考察时，要求原先主要承接国际产业与技术转移的沿海地区，尽快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把更多精力放在培育品牌、营销网络和研发设计等方面，力争尽快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可以说，最高决策层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对中小企业困难局面的格外关切，既表明中央对其作为中国经济棋局中重要微观主体的市场地位与民生作用的充分重视，更凸显依然充满变数的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之于中国经济敏感地带的冲击烈度。换句话说，只要作为全球经济稳定器的美国和欧洲经济尚未告别不确定性或者危险期，中国就要做好应对更大规模危机冲击的充分准备。

  记得三年前，笔者曾说过，此轮全球金融风暴在将美欧金融业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毁灭大半的同时，更有可能将全球经济周期拖入寒冷的“失落十年”。世界经济能否新生，并不取决于主要经济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头痛医头式的救市，而在于发达国家在医治“美国病”带来的经济创伤之后，能否重拾技术革命。现在看来，发端于美国的这场大规模经济与金融危机正在试图冲垮欧洲花了将近60年建立的一体化城墙。正如即将卸任的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针对当前欧洲与世界经济形势所警告的那样：“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在接受当前这场危机的‘X光透视’，把‘骨架’和‘骨架’上的毛病暴露给大家，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概莫能外”。

  特里谢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曾被誉为不可复制的经典资本主义地带的欧元区，如今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美欧经济的高度联动性既可以让欧洲尽情享受经济繁荣成就与福利资本主义的成果，也可以把本就不是铁板一块且存在致命软肋的欧元区经济拖垮。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经济尽管饱受失业与债务危机困扰，但因为握有最多金融资源以及最强金融符号，更多时候其实是在喊痛。因此，现在就得出美国经济可能破产或者“美国世纪”行将结束的论断，未免低估了美国机制化霸权的惯性以及美国强大的逆境调整能力。

  同样，享受了诸多全球化溢出效应的中国经济，无法隔离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动荡之外。尽管美国生病、欧洲严重感染，全世界跟着买单和吃药的逻辑有点霸道，但在全球经济的既有框架下，防止欧元区经济可能走向崩溃，不仅是德、法等区内大国的责任之举，与其经济高度联动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得展现出互利性救助之举。否则，一旦承载人类经济理想的欧元区经济由于自身暂时无法克服的矛盾而失控，则欧洲或将退守至20年前的经济治理状态，全球经济也将陷入新的迷茫。

  不过，从产业革命发生的时间窗口和历史演变趋势来看，每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产业的大调整和全球分工格局的深刻变化。例如，80年前的那场大萧条尽管使美国经济倒退了30年，但依靠汽车、石化、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美国经济仅用了8年时间即得到恢复，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一跃成为世界首席经济强国；同样，在30余年前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以钢铁、汽车、化工等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但已有丰富应对危机经验的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兴产业，顺势完成了经济结构转型；差不多与此同时，欧洲在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超前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危机大概也不会例外。尽管美国和欧洲经过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连番冲击，正处于战后最为困难的时期。席卷世界的声讨金融资本主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会让西方工业与金融强国当政者难堪一阵子。但产业调整与发展步伐却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止步。美、欧和日本等国政府及其处于顶层的一些企业正在酝酿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特征的跨产业革命，加上以苹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载体正在加速延伸市场边界，发达工业国家极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里打造出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体系。

  反观中国，假如在吃尽制造业红利之后没能实现产业的整体升级，而服务业成长空间又不能相应扩大，则不仅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而且还会面临发达国家在技术与品牌方面的强势“锁定”以及越南等价值洼地国家的竞争挤压。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没能锻造竞争优势。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有所减弱、新的竞争优势尚在培育的关键时期，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正在酝酿的跨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关键产业可能重新定义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亟须在金融服务、研发设计以及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尽快补课，以期在关乎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价值链高端环节发挥中枢性功能。

  中国迟早要告别以成本为利器的产业竞争优势时代。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下，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重视对国内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亟须加大对海外高技术人才的延揽力度，尽快扩建自身的高技术创新平台，打造一批世界级的产业研究院；中国既要将产业升级目标锁定在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并力争早日实现产业化突破，更要在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平台应用方面加大投入，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早日形成能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竞争优势的跨产业集群。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