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 ○主持 于勇

  刚刚公布的9月份CPI涨幅为6.2%，这已是连续两个月低于7月份的6.5%的涨幅，进而可以确认年内随后的3个月，CPI将逐步回落。在全球经济危机阴霾依旧的外部环境中，和中国结构转型迫在眉睫的内在要求下讨论中国未来的长期通胀走势，十分必要。

  笔者观察2001年至2010年间CPI的分项指数变化发现，十年间居民在的食和居两个方面受通胀税的影响最明显。以2000年12月份的物价指数为基数，2001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整体通胀物价水平增加了28.27%（以CPI来衡量），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了81.51%，居住价格上涨了38.81%，衣着类价格下跌了11.96%，交通和通讯类价格水平下跌9.99%。

  同期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食品类支出的比重由2001年的37.94%降至2010年的34.99%；交通和通讯类支出的比重由8.61%升至15.52%；而衣着类支出和居住类支出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

  实际上，上述两组数据，也是十年来中国经济的一个快照，也反映了政府的资源配置意图，和随之而来经济结构的变化结果。

  当下中国决策层已经明确，“十二五”期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且明确经济增速为7%、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4%。

  在上述这些经济结构调整任务之下，中国的通胀又会是怎样的走势呢？

  人口红利的消失，势必会抬升未来的通胀中枢。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在2010年出现下行拐点、抚养比则也将于2015年出现上行拐点，而自2000年开始，中国的城镇化率就进入到相对快速提升的阶段。

  上述三个拐点的出现，意味着支撑中国多年的低成本劳动力、低水平的城市服务的两个因素出现了根本性变化，除非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再一次出现跃升，否则直接的结果必然是抬升通胀的中枢，而笔者估算的中国核心CPI在此次危机以来持续处于上升的态势，特别是进入2011年以来，中国核心CPI基本在3%以上，并且稳步上升，而2001年至今，中国核心CPI的平均水平为1%，此现象是自2001年以来首次出现。

  除了未来通胀中枢的抬升之外，此次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普遍实施货币干预，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在2010年明确了货币政策向稳健的转向，但中国的货币供给占GDP的比重依然是全球较高的水平，2010年M2/GDP已经升至182%，危机以来该比重提升了近30%左右；同时占全球经济总量约50%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央行更是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自危机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资产规模分别扩张了327%、151%和125%。

  内外货币环境的宽松，如果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的人口红利大国给予抵消的话，那么“过多货币追逐有限商品”的局面必定在相当长时期内加重。(下转A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