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现在最大的问题并非信贷，而是红利衰减下的成本上升，这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更加现实的问题。一些企业正在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资本泡沫化、空心化趋势在局部地区已是不争的事实。转型中的中国如要保持制造业优势，就须面对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

  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经济模式困顿的缩影。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地区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民间资本开始不安和躁动。从资本形成与流向的角度看，企业产出利润率低，信贷资金使用成本低，为了继续保持中国30年来的高利润、高效益势头，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不甘寂寞，不断“以钱生钱”被认为是维持资本高利润循环的最佳方式。于是，随着不断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和疯狂的高利贷，经济金融乱象并发而生。所以，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不能仅关注温州高利贷本身，而更应由此反思其高利贷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低成本发展模式的转型已迫在眉睫，未来中国实体经济究竟将如何发展，我们得找到一个着力点。

  根据温州人行支行提供的相关数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将近11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0%，这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而有20%左右，即220亿元又通过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被用于集资炒房。而大部分高利贷没有进入到实业经济中循环，而是流入资产领域，笔者以为，就不仅仅与高利贷本身有关，而与要素红利衰减趋势下实业产业衰退导致的空心化相关。

  30多年来，我国始终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无论土地成本、环保成本、社保成本，还是资金成本，特别是基础资源成本一直较市场正常水平偏低，客观上形成了对生产企业的成本补贴。这样，一方面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配置而大规模流向中国，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而另一方面，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了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了我国持续经年的高储蓄、低消费结构特征。1978年，在我国的GDP中，储蓄率占38%，到2007年，储蓄率占到了51%。我国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正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供给的冲击，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我国之前所有的一切发展条件开始在“临界点”处发生改变，“低成本”时代渐行渐远。

  在这当中，笔者以为，我们尤其需要重视 “刘易斯”拐点临近带来的“人口红利”衰减问题。“刘易斯转折点”主要提示的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而不仅仅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内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开始上升。当前，中国正在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照这样的趋势，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遂使更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出走，尤其在流动性的推动下资本品价格（某种程度上农产品也可被视为类资本品）将以更快的速度上涨，出现要素供给赶不上货币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而从长期趋势看，由于当前工资增长的速度远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因此，未来还有弥补工资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剪刀差”的空间。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至2008年期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通过对制造业工资水平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析，可以看到，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很低的，劳动力价格还有上升空间。根据2008年日本通商白皮书发布的数据，亚洲国家和地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为4%，而中国为3.5%。再以制造业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为例，根据高盛的估算，我国制造业平均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为16%,基本超过了2001年至2009年的平均工资增速。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呈总体下降走势。200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实际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劳动力成本要低于2001年水平。所有这些都表明，劳动力价格对劳动产出的回补将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从上述要素价格的角度看，温州现在最大问题并非信贷，而是红利衰减下的成本上升，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更加现实的问题。由于资源价格、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乃至生活成本等上涨都呈连锁性，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深陷低迷所导致的需求端萎缩，产业资本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以浙江为例，今年前5个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15.6%，亏损额达81.8亿元，同比增亏27.6%。中国的一些企业正在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然而资本总是跟着利润走，当虚拟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甚至成倍超过实体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大量资金自然会脱离实体经济而流向房地产行业等资产领域，产业资本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趋势在中国的局部地区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更为严峻的是，全球化红利也在衰减，作为世界最大需求端的美欧国家正在被迫调整发展战略，降低负债率、提高储备率，转变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减少贸易赤字的失衡，在此情形下，作为最大供给端的中国，多年来依靠低成本优势的出口高速增长的景象难再。发达国家在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下，转向寻求外部市场，一些国家纷纷提出重振出口计划。美国波士顿公司的研究报告就表明，美国公司试图吸引美元资本回流，再造“美国制造”。

  面临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的趋势，转型中的中国如要保持制造优势，就须面对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