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有这样一个群体：居祖国边陲、南海之滨，20年来始终不渝，为中国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建言献策，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大潮的一股中坚力量。
有这样一个群体：不参与学派论战，不参与名利之争，20年来恪守中国知识分子良知，以人民利益为导向谋划改革。
在风景如画的海南省海口市的西海岸，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新址建成之际，迎来了建院20周年的日子。
中改院建院以来，坚持“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院宗旨，以直谏改革为己任，用改革的办法办院，为建设中国改革智库进行了长达20年的探索。他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创新社科机构管理体制，凝聚全社会改革智慧，直谏改革决策，取得了丰硕成果。
20年来，中改院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改革政策和立法建议报告140余份，发表论文1500余篇，公开出版改革研究专编著200余部。所提建言、建议，或为中央决策采纳，或为政策和法规的重要参考，或在思想理论界开了新风，或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反响。该院获得的荣誉包括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多个奖项。
中改院取得的成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赞扬。专家称其为“改革研究基地”；媒体评价说 “中改院现象”，而政府与相关部门则认可他们是“重要智库”。
按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的说法，“中改院的宣传工作、人才培养工作、改革研究工作、为政府、为企业提供的咨询服务，都是有成效的。因此，中改院在社会上、在方方面面也越来越受到欢迎，越来越受到重视。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研究机构，中国要加强软实力的建设，需要越来越多这样有活力、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紧密结合、能密切联系团结广大知识界的研究机构。”
一、把握改革全局 直言改革决策
改革智库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提出改革思想，影响改革决策，形成改革共识。在这方面，中改院做了很多事。他们首次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建议；率先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次作出我国已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重要判断；首次提出走向二次转型与改革：追求经济总量到公平与可持续科学发展；首次提出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推进“十二五”改革；首次提出我国应确立“从国富优先走向民富优先”改革发展导向；首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等等。
1.中改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拥有改革大局意识，坚持参与改革实践，能够及时发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快速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是我国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中改院围绕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行了重点研究，提出了系列建议报告。
1994年提出“以建立国有控股公司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建议报告，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1995年提出了“从总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建议（20条）”的政策建议报告，上报中央有关部门；1997年，中改院提出了“以国有大型企业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股份制改革的22条建议”。
与此同时，推动职工持股改革，1996年形成“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实行职工持股计划的建议（20条）”；1999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的建议（25条）”，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0年代初，中改院与国家体改委生产司共同举办了全国首次大规模的“全国体改系统股份制实践研讨班”，这一高层次的培训班，培养了全国最早的一批股份制经济规范化运作人才，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员后来都成为各地股份制改革操作中的骨干力量。
1991年，中改院从多层次、多视角探讨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先后提出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四份政策建议。从我国当前社会保障改革实践看，这四份建议仍具有显著的前瞻性。1992年，中改院形成了 “建立海南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具有非常强的操作性，成为海南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蓝本，引起全国其他省份的高度关注。
在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上， 中改院1998年召开“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国际论坛”，提出“关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若干建议”，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1999年，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调用中改院刚刚形成、尚未发表的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报告50套，作为起草文件的参阅件。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中改院从建院开始，就把农村问题作为重点进行研究。1995年，社会上和理论界，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期限问题展开了争论，有一些学者对家庭承包制提出质疑，导致不少农民对30年土地承包期限到期后的出路表示担心。针对这种情况，中改院提出了“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建议(60条)”, 建议指出，应实现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物权化。
1998年，他们再次提出“尽快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政策建议”， 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直接采纳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提法。为了强化这一提法，1999～2000年，中改院进一步对土地立法问题进行研究，提出 “把土地使用权真正交给农民”纳入立法，形成系列“农村土地使用权立法的建议”。
这一建议，在我国土地承包法的起草过程中被参考，其中部分内容被采用。全国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领导，三次带领土地承包法工作小组到中改院征求对土地立法的意见，并对他们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头，服务重大改革决策，及时提出政策建议。智库存在的价值，是对政策决策起到重要参考作用。中改院在许多重大改革决策关头，适时提出重要建议，受到政策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
1994年前后我国通货膨胀形势严峻，中改院在分析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交了“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50条建议”，提出了把有效治理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快速发展中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来抓，在加快改革、加快发展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这一建议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被国家有关部委在制定政策时大篇幅采纳。
1998年针对宏观紧缩问题，中改院提出“我国当前通货紧缩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尽快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4年宏观经济形势结构性过热，中改院率先提出完善宏观体制的建议。中改院在“在宏观调控中加快改革”建议中提出，宏观调控的实质是解决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快财税体制、投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要素市场、金融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以完善宏观调控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制度。
1995年，在国有银行债务风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时，中改院通过广泛交流、借鉴比较，提出了“以解决不良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建议（30条）”，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债务托管解决不良债务，推进银行商业化、股份化。原国家计委领导对此建议组织专人讨论研究。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改院作出一个趋势性判断，即我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国面临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终结、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终结和以GDP为目标的增长方式终结这“三大终结”的挑战。为此，提出以改革应对危机。
2008年，中改院就扩大内需，提出了“以基本公共服务拉动消费需求（4条建议）”、“拉动农村消费重在基本公共服务(6条建议) ”等，引起多方面关注；2009年，提出了“以改革应对危机难题的建议(24条) ”，出版《危机挑战改革》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反危机的一揽子改革规划。
3.一个智库的水平，既取决于对现实问题的建议，也取决于对客观趋势的把握。中改院善于围绕重大战略问题，把握趋势，进行储备性研究，提出前瞻性对策建议。他们提出的政府转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超前了5～6年；提出的国际旅游岛，则超前了10年之长。
1996年，中改院提出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改革的实质是转换政府职能；2003年SARS危机中，中改院首次提出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且提出“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若干建议（24条）”。
其后，中改院相继提出“政府转型”的理念与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被决策层所采纳。中改院在政府转型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决策与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改院长期关注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1992年提出加快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2003年SARS危机后，相继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一揽子政策建议。这些研究建议，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对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2006年，在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时，迟福林建议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在“十一五”期间全面解决农民低保问题。这一建议提出时隔不到3个月，中央出台决定，在全国全面推广农村低保工作，这比“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前了5年。
2009年即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十二五’改革”。在发展阶段变化和社会突出矛盾变化判断的基础上，中改院认为，新阶段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2009年，中改院在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政策咨询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其中包括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份报告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起草的重要参考。
早在2000年，迟福林就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议。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是中改院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就如何将海南的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竞争优势，适时提出的推进海南走向大开放的重大举措。2001年，他们就提交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框架建议”；2002年提出了“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可行性研究报告” 。
2007年，中改院进一步提出“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方案建议）”，同年6月，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正式写进中共海南省五次党代会报告；2008年根据海南省政府领导的要求形成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以海南省政府名义颁布实施；2009年2月提出“以国际化为目标，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三点建议”，同年6月提交了《国际旅游岛：政策需求与体制安排》研究报告。该报告得到了海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
4.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指导，中改院不仅重视政策研究，也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他们相当多的成果，是建立在对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改革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从小平同志南巡到党的十四大，各方面对市场经济非常关注。在这个大背景下，中改院率先对市场经济进行系统研究，1993年开始陆续出版了一套《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的丛书（10本），深入探讨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率先提出“把国有资产推向市场”、“公有制实现形式”等重大理论和改革思路，这些研究成果上报给有关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受到高度重视。1999年，中改院又组织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转轨20年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形成了《中国经济转轨二十年》等相关研究成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08年，中改院在所承担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课题《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中改院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研究成果，被学界和官方广泛引用。
在关注我国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同时，中改院重视研究社会矛盾的阶段性变化。早在几年前就明确提出：在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同时，要看到社会矛盾阶段性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发生的深刻变化。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已成为我国新阶段社会的突出矛盾。这一重要判断，拓展和深化了新阶段关于社会矛盾的研究。
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导向，是近两年来中改院提出的重要观点。2010年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在于，由经济总量导向转为国民收入导向。2011年提出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导向，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这些观点集中地回答了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和转型中大国，走向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是中改院的重点研究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改院就开始探索如何在经济转轨进程中建立社会保障体制。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提出我国处于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理论命题，提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应当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观点的提出，为我国新时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公益机构改革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2010年，中改院提出了“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理论命题：第一次转型与改革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做大经济总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与改革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点是改变经济结构，目标是建设消费大国，建立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中改院的研究成果，在决策层、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带动了中改院的政策咨询和改革培训。近几年来，中改院承担了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委委托的政策咨询课题。同时，还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广东、上海、湖南、云南、辽宁等省市的政策咨询课题。
建院之初中改院即承担全国体改战线培训基地职能，1997年被国家经贸委认定为全国首批工商管理培训机构，2004年开办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方向博士研究生项目、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院20年来，中改院举办了140多期培训班，为改革研究和改革实践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
中改院所出版的著作，有的被用作起草中央文件的重要参阅件；有的被一些部委、省市中心学习组选作参考材料；有的被国务院新闻办购送外国驻华使领馆；有的用多种外国语言出版向海外发行；有的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大运会等向海外推介；有的被评为年度畅销书。
一个不足50人的智库，论单个研究人员的综合竞争力，无疑比不过许多体制内的研究机构。但他们在改革研究、咨询和培训方面所取得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许多体制内研究机构。
二、改革办法办院 创新体制机制
我国的一些“智库”，隶属于行政机关、国有企业、社会团体，是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服务主管部门，缺乏外部市场竞争压力，经济上有财政拨款做保障。相当部分的研究机构事实上是秘书性机构，主要职能是写讲话稿和各种文件，独立思考、独立研究较少。
民间智库，作为重要的智力生产机构，是反映社会需求，促进国家战略与政策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软实力的创新力量之一，对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创新具有独特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服务改革发展需求，建立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的民间智库，越来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1年11月1日上午9时，在海南岛最北端的海口白沙门——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地方，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由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副主任高尚全、海南省省长刘剑锋等发起设立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揭牌成立。
要建好智库，首先要有一个好的体制机制，这是中改院领导的一个基本认识。建院伊始，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改院名誉院长陈锦华明确提出，用改革的办法办改革发展研究院。
中改院在建立之初，被定为正厅级事业单位，实行财政差额管理，80个编制中有30人可以吃“皇粮”。这对一般的事业单位来说，应是不错的选择。然而，仅过了半年，即1992年下半年，中改院就向海南省政府提出“事业机构，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方案，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不要财政拨款。
这一改革，得到海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批准，中改院由此走上“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求发展”之路，实行事业机构企业化管理，站在中国软科学发展的最前沿，在社科界引起很大反响。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没有了行政级别，打破了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
事业机构性质企业化管理，保障了中改院的机构独立、研究独立、人事独立，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中改院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中改院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从而形成智库的体制优势。
一个机构的发展，仅有好的体制和员工热情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好的运行机制，将各方面的资源科学地组织起来，这是中改院的又一基本认识。经过多年探索，他们独具匠心，创造了“小机构、大网络、国际化”的运行机制。
所谓“小机构”，就是中改院院部机构和人员少而精，除坚持自身研究外，还要做好研究的规划、研究组织，为“大网络”、“国际化”服务。目前，中改院正式工作人员总共才有50来人。
所谓“大网络”，就是广泛联络对改革研究有造诣的各路精英，直接或间接参与中改院的研究。中改院组建了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为主任的、由国内33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中改院的改革研究确定计划，把握方向，决策重大研究事项；中改院还有一支数百人组成的紧密网络专家队伍，参与中改院具体的研究课题。这两支队伍的成员，有的来自国家机关；有的来自著名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还有的来自企业界、金融界。无论是来自何方，每个人都是改革研究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或具有影响的人物。这些大网络的专家，尤其是学术委员会，提升了中改院研究成果的影响。
所谓“国际化”， 就是广泛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与学术交流，打开改革研究的国际视野。中改院十分重视改革研究的国际合作，已形成鲜明的“国际化”特色。建院20年来，中改院的国际合作项目有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中改院执行的国际合作项目均为多边或政府间双边项目；其次，中改院研究的课题，均不是由国外委托方提出的，而是根据我国不同时期改革的现实需求由中改院自主设定；再次，中改院通过国际交流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的体制彰显机构活力，奠定了中改院的体制优势。新体制，新机制，造就了智库研究能力的独特优势。这是中改院智库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为国家节省了若干经费，而在于解放思想，增加了研究机构活力。中改院形成的“官方背景、民间机构、事业机构性质企业化管理”的体制机制，是中改院在改革研究中发挥独立作用、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基础。
中改院强调，研究独立一定要在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遵循中央对改革的总体部署，为中国的改革政策服务，对此不能有丝毫动摇。提出强化官方背景，就是为了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正确的研究方向。
正是这种体制，使中改院成为位居天涯海角的“学术重镇”，蜚声海内外，以巨大吸引力凝聚全国高层次改革研究人才，研究成果不断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研究重要基地。只要看一看中改院“大网络”中的人员构成，就会知道他们研究能力处在一个什么水平。
中改院的决策机构——董事局的主要成员有：陈锦华、高尚全、罗保铭、迟福林、刘剑锋、陈清泰、孙树义、周小川、龙永图、李剑阁、李小雪等。
顾问团有杜润生、于光远、安志文、吴敬琏、贺光辉、洪虎、段应碧、王东进等。
在以王梦奎为主任的学术委员会中，既有王珏、张卓元、周叔莲、萧灼基等老一辈的著名专家学者，又有陈锡文、刘世锦、卢中原、樊纲等领导专家。
无需多做解释，这是一个在我国改革研究领域顶尖的研究团队，它的基本特点是，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和高级政府官员相结合。
建院20年来，中改院组织社会力量研究中国改革理论和现实问题，先后举办和承办了国际、国内研讨会200多次。20年来，参加中改院研讨会的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近4万人次，其中省部级以上领导达800多人次。
三、不辱历史使命 不移奉献精神
中改院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批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热衷于智库建设的知识分子群体，二十年如一日的矢志追求。他们坚定“改革决定中国未来”的理念，把自身的价值与国家、民族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将改革作为终生事业，竭心尽力。
作为一个智库，责任感是十分重要的，责任就是动力，责任就能创新。中改院以直谏改革为己任，树立以推进改革事业为荣的全局责任，坚持把服务改革、推动改革、研究改革作为基本责任和主要追求。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中改院人无论是改革研究，还是机构建设，永不满足，不断确立新的目标，表现出“不达目标，永不止步”的劲头。
由于研究的超前性，中改院提出的有些前瞻性观点，开始不被人们所接受，引起了一些争论，但中改院人始终以豁达的态度和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以其独到的研究和实践结果证明观点的正确性，并逐步被社会广泛接受。在追求改革、奉献改革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感的感召下，中改院凝聚了一大批具有同样时代精神的奉献者。有的专家明确说，来中改院就是为了珍惜和爱护改革的一个重要平台，支持中改院义不容辞。
中改院改革办法办院，超前于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进程，客观地说，不是没有风险、不是没有困惑、不是没有压力。多年来中改院形成了以责任、奉献、创新为核心的独特的机构文化。建院之初，中改院即倡导刻苦工作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并在一批批中改院人中弘扬光大，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推动力和引导力。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说，“就那么几十个人，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出了这么多成果，并且对我国改革始终如一地执著奉献，这种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
中改院之所以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除了有董事局陈锦华、高尚全、刘剑锋等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把关大局外，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执行人，这就是享誉国内外的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迟福林在中改院先是任常务副院长，后又当执行院长和院长，一直是董事局领导下的执行人。迟福林给人的印象是，他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被媒体称作“迟改革”。实践证明，“迟改革”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
经过20年的奋斗，如今的中改院，探索出了一条智库发展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符合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大方向。而今在中改院建院２０周年之际，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赞扬声，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个希望，那就是要把中改院建设智库的经验加以推广。中改院为中国智库的建设树立了一个典范，也为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试点经验。
（新华社记者周正平、光明日报记者孙明泉、经济参考报记者田如柱、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柏晶伟、上海证券报记者邹民生）
（本版主持：邹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