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尴尬境地，到成为举世瞩目的先进行业，刘明康执掌银监会的八年中，中国银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位首任银监会主席即将离开的时刻，他充满感情地说：“回想过去的时光，我和大家朝夕相处，一起共同奋战，在迎接挑战中成长，在积极探索中前进，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经受考验，做了很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虽然历程十分艰辛，但我感到十分充实、十分愉快。此时此刻的心情，我除了欣慰，更多的是感激”……

  ⊙记者 苗燕 李丹丹 ○编辑 阮奇

  2003年春天，一场被称作“非典”的疾病正在中国的多个城市肆虐。作为中国金融业监管中心的北京，正是非典的重灾区。然而，这场灾难并没有挡住银监会成立的脚步。4月28日，就在刘明康被任命为第一任银监会主席后的第38天清晨，一块写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悄然挂到了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甲33号一个并不算起眼的小办公楼门口。银监会低调成立了。

  对于一个新机构的组建，尤其是用以监管规模庞大、历史包袱沉重、问题颇多的银行业来说，不能不称之为“神速”。而在银监会成立的第二天，第一次委务会召开了，会上，刘明康明确提出“约法三章”，要求监管人员规范监管行为，树立和维护廉洁从业、公正执法的良好监管形象。同时，会议决定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四项大检查：贷款五级分类情况现场检查、非信贷资产现场检查、表外资产现场检查和特定贷款现场检查，以把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状况和管理水平。

  回顾银监会的组建工作的困难时，刘明康颇为感慨，在离任讲话中，他将银监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他的团队，为此也特别表达了对银监会系统干部职工的感谢之情。他说：“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是会领导班子和银监会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忠诚履职、守土尽责、辛勤奉献的结果。正是因为大家的不懈努力，才有今天银行改革发展和监管事业的良好局面”。

  临危受命领导中国银行业改革

  “2003年3月21日，中央任命我为银监会第一责任人，当时中国银行业正处在所谓‘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尴尬境地”。在当时看来，刘明康就任银监会首任主席，颇有临危受命之意。

  当时中国银行业已拥有10万亿元的金融资产，但是作为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核心，银行业风险积聚，安全问题一直遭外界诟病，为社会所忧。这样的情景，不得不让刚刚上任的刘明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然而在困难面前，刘明康给自己，也给中国银监会立下了“军令状”——要使中国银行业在3到5年内扭转困境。他也清晰地提出了银行业改革思路——“抓两头，带中间”。“抓两头”是指重点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带中间”是指积极推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改革工作。

  语音刚落，行动已起。在刘明康的指挥下，银监会开始整肃银行业。截至2003年年底，也就是银监会成立尚不满一年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绝对额按五级分类比年初下降1906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到17.8%，成效显著。

  在单纯监管指标向好的同时，更为重要的事情，是中国银行业通过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加强公司治理建设、深入推进对外开放，我国银行业化解长期积累的沉重财务包袱，体制机制逐渐完善，更加注重经营质量与科学发展，改变了脆弱低效形象，实现历史性跨越。

  在经历了国家注资、处置不良资产、设立股份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择机上市等一系列步骤后，2005年10月建行如愿在香港挂牌上市，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首家上市的银行。随后中行、工行在2006年陆续登陆A股和H股，直至2010年7月农行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成功实现公开同步上市，为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银监会成立以来的八年，是引领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急行军、与风险赛跑的八年，也是成效显著的八年。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我国银行业面貌焕然一新。截至2010年底，银行业资产总额达到95.3万亿元，是银监会成立前（截至2002年底）的4倍。盈利水平出现明显上升，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利润从2002年的61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991亿元。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由2003年底的0.1%和3.0%，上升到2010年底的1.03%和17.5%。此外，资产质量明显提高。截至2010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为4336亿元和1.13%，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比2002年底减少1.9万亿元和下降22.5个百分点。拨备水平不断提高，主要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从2002年底的6.7%提高到2010年底的217.7%。截至2010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拨备余额达到1.3万亿元，应对潜在损失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和充足水平显著提升。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底的-2.98%，到2004年转为正值，2010年底提升为12.1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信贷投放大幅增加、资本质量要求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保持了2008年底的水平。资本充足率达标商业银行从2003年的8家增加到2010年底的全部281家，达标银行的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重从0.6%上升到100%。商业银行杠杆率在全球标准中处于安全区间。

  确立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监管道路

  在业内学者的眼中，刘明康执掌银监会的八年间，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中国银行业专业化的监管体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评价说：“刘明康主席学贯中西，又有丰富银行从业经验，对银行监管非常专注与敬业。其任职的八年间，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经验，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银行业监管体系，对保持银行业稳健运营、防范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

  辅一上任，刘明康率先确立了银行业监管的监管目标、监管理念、监管方法和监管标准，其中，遵循“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的持续监管思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以风险为本的审慎有效监管，是银行业监管的基本方法。八年来，银监会的各项监管工作，围绕上述思路，基本构建了中国特色的银行业有效监管体系，形成了覆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监管框架，制定了清晰的监管规章制度，运用了动态监管工具箱，并重视采取及时纠正措施。

  监管工作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支持。银监会成立后的一项最重要工作，就是积极推动和参与《银监法》的制定和《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这三部法律为我国银行业的依法监管和守法经营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于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银监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规范银行业监管的法律，奠定了银行业有效监管法制体系的基础。

  同时，银监会还成立了跨部门的自我评估小组，负责对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核心原则》，对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进行全面、系统和持续的评估。通过每两年一次的自我评估，客观评价我国银行业监管现状，全面掌握我国银行业监管与国际监管水准的差距。

  在金融危机来袭之时，这样的一套监管体系监管下的中国银行业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考验，同时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在对这场危机的反思中，刘明康的监管理念也获得了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同。

  刘明康自己曾经总结，“我们一直坚持使用一套简单、实用、有效的监管比率、限额和指标。这些是借鉴了过去发达国家的良好监管标杆，然而这些国家在后来狂热的金融创新和放松管制过程中放弃了这些标杆。”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银监会并没有因为幸免于难而侥幸，其充分总结吸取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参考国际组织和其他主要国家监管改革做法，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在坚持科学运用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存贷比、贷款集中度等一系列“简单、实用、有效”的监管指标的同时，加强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等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和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在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一套符合我国银行业实际的审慎监管“工具箱”，制定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中长期规划和第二版、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同步实施的计划。

  在接触过他的人眼中，他率先直言，敢说敢做。他也把这样的个人性格带到了银监会的监管工作中。“银监会从2003年秉持着说真话、不说空话，讲真数、不报假数，动真格、不搞花架子的理念，这三个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每年‘长牙齿’，遇到问题就必须说，发生重大风险就必须追究责任。”

  “长牙齿”的监管风格带来监管的有效性。他曾列举过这些数据：2005年中国银行业的案件数是上千件，涉案金额在50亿元左右，长期是这么个水平。到2010年，银行业案件数已经降到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涉案金额在20亿元到30亿元左右，下降一半；每年因涉案处分的人，从过去上千人，减少到现在的几百人。和欧美相比，中国银行业的案件率已达到世界较好水平，“亿元案件率、万家网点案件率，我们都好于欧洲水平、亚洲水平，这两个数字仅相当于过去的二十分之一。”

  金融界“洋务运动”的推动者

  如果说银监会是金融监管机构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定不会有人反对。英语在这里几乎已经成为了第二工作语言。曾有人开玩笑说：“你在银监会电梯里，听到他们聊天讲的都是英文。”这一现象的背后，是银监会在监管思路上与国际接轨、以及全力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结果。而刘明康本人，正是这场“洋务运动”的推动者。

  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刘明康，尤其重视国际视野的培养。在银监会刚刚成立仅10天后，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也一并正式成立。国际金融大腕的加盟，对于银监会就国内外银行业发展和监管的战略问题充分征求国际专业经验，努力提升中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八年来，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顾问们都会紧贴当前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最新动向以及中国银行业的实际需求，提出自己的专业性意见。

  银监会组建初期，大部分人员来自人民银行，但在刘明康的推动下，海内外的优秀人才很快补充进了来，不少在海外金融机构有着优厚待遇的人，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银行业监管工作的队伍中。这对打开银监会的国际视野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刘明康在执掌银监会伊始，就高度重视国际监管交流与合作。银监会成立后3个月，刘明康致函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杰米·卡如纳（Mr.Jaime Caruana），阐明我国对执行新资本协议的态度。这在国际银行业引起广泛关注，并得到卡如纳先生的赞同，被称为“Basel 1.5”版本。在经过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认真论证后，2004年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借鉴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和即将出台的新资本协议，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本监管制度。2007年，银监会印发《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结合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状况，提出分阶段与资本监管国际标准接轨的构想，明确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目标、原则、范围、方法、时间表及主要工作措施。

  此外，银监会始终积极推进与境外银行业监管机构之间建立正式的合作机制，将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管合作机制作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点，从推动与境外监管当局签署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高层互访和磋商机制、实施跨境现场检查以及积极参与国际监管标准研究和制定等方面稳步开展工作。

  截至目前，银监会已与47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双边监管合作协议，参加多个国际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及下设的国际监管合作常设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推动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请进来、走出去”，也是银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2006年11月，银监会发布《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宣布取消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取消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非审慎性限制；随后，银监会还明确提出了以引资为纽带，以引技、引制和引智为目的，允许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机构投资者。这曾一度引发了中国银行业的大讨论，被不少人视为“狼来了”。但事实证明，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深度合作，不仅推动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能力、经营管理理念、资本约束和风险控制手段、业务水平和金融创新能力等方面迅速提高，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也促进了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深化和科学可持续发展。

  八年来，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水平和抵御能力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国际影响力也在迅速提升。有84家银行入围英国《银行家》（TheBanker）杂志全球前1000家银行榜单，4家银行跻身全球银行总市值前10位。这与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处在“技术性破产”边缘的中国银行业，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银行业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独树一帜，更令国外机构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