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进入10月以来，中国政府频频释放出宏观政策微调的信号。不管是温总理深入温州解决民间高利贷的资金链条断裂情况，还是随后的微小企业定向扶植政策和相应的增值税改革计划，都凸显了持续紧缩之后，宏观政策在方向和力度上的微调。经济增长势头虽未如同2008年那样因为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出现断崖式下跌，但是明年相对不确定的国际和国内宏观形势却足以让中国的政策决策者在这个经济周期中注意到经济政策需要提前做出预判和调整。

  在政策微调的背景之下，各方的焦点都对准了这次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这一波始自去年4月的号称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不经意之间已走过了一年半的历程。政策的效果也从当初被一些开发商笑谈为“中央空调”演变成了少部分人对本轮调控可能导致地产崩盘的担忧。为了避免将中国经济拖入硬着陆，市场中又有了政府或将不得不再度出手救助之议。房产开发商一年半来态度的巨大转变，恰恰反映出了这轮宏观调控虽然效果缓慢，却正在逐步体现出显著的累积效应。

  随着上周部分一线开发商的新楼20%至30%的降价幅度开盘，在上海出现某小区老业主的退楼潮乃至对开发商的过激行为，由此，在一些人看来，似乎这波房地产调控已收到了预期效果，该到了出于稳固经济而收官的时候了。纠结于楼市的各个市场主体也纷纷嗅探政府政策走向的蛛丝马迹。一个接一个的试探气球通过各个渠道释放了出来。在笔者看来，广东佛山限购令“朝令夕改”，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了。佛山的解除限购令“一日游”，让市场情绪玩了一把过山车。不过，紧接着10月29日的国务院办公会议再次重申了坚持房地产调控方向不动摇的决心。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决策层并未动摇和改变房地产调控的主基调。笔者认为，在通胀拐点确立，兼顾经济增长所需的定向宽松的背景下，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将房地产调控坚持下去。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避免重蹈当年日本覆辙的唯一出路。在财富分配差距远远高于日本的情况下，假如我们放松调控，任由投资性需求吹高住房资产价格的泡泡，那我国的未来恐怕不是像日本那样失去二十年那么简单了，更有可能会陷入“拉美化”的社会动荡。因此，即便保障房还是行政限购的政策有各自的局限和缺点，但是这仍不失为解决房地产过去十年超速发展形成的痼疾的权宜之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得已为之的办法。无论怎么说，更是中央政策制定者为了扭转社会对资产泡沫的预期所展示的重要决心宣示。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在中国社会结构面临重新洗牌的当口，政府的信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用去谈什么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老调，靠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确实走到了尽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所以会有阵痛和阻力，正是由于不同利益集团和阶层捍卫自身利益的冲动在内。古人云“肉食者鄙”，是说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的成员会把集团的利益放在全局和整体的利益之上。历史上类似的教训不胜枚举。愈是面临大的时代转折，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也就越是尖锐和突出。能否妥善处理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能否恪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真正构建一个整体的和谐社会而不是某一阶层内部和谐的大局。

  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知易行难，这一点，日本已经以过去二十年的曲折经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样本。造成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局面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利益集团与经济结构调整纠葛极深，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尽管中国特色的改革以试错式的“摸着石头过河”而著称，但在灵活性和原则性的平衡上，当下在房地产的调控上更应强调的是原则性，而非灵活性。在中国现行的政绩考核和各级政府官员的评估体系中，任何中央政策的变动放缓，都极可能被地方政府按照自身的利益诉求去化作“适合本地发展”的解读。假使因此造成地方政府在执行中与中央精神背离的情况，后果就很严重了。

  好不容易房地产调控持续了一年半，才开始有了些效果，现在无论如何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这将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关能否最终闯过去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