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早上出门，总能看到路边有几个在煎鸡蛋饼或者其他面饼之类的流动小摊，天气寒冷时，看到热乎乎、香喷喷的饼子，着实温暖，没有食欲才怪呢。换着年轻那会儿，立马会冲过去买一个尝尝。但现在不敢了，被地沟油之类的整得疑神疑鬼，已经分不清谁好谁坏，干脆就都远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要是来不及在家吃，我还能去找一家粥店，或者找一家快餐店，点上一份至少看起来放心的早餐。总算幸运，还能坐在整洁的屋子里吃着看似干净的食物。而路边摊呢？勤劳辛苦的摊主在冷风里劳作，匆匆的路人围着买上一两个饼子边走边吃，这是低收入者的生活。此时，你会想，这些看上去善良勤劳的摊主会用地沟油吗？匆匆的路人不在乎食品安全吗？我不想在这谈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之类的大道理。只是想探究一下，假如摊主真用地沟油了，路人也一直这么吃着，怎么办？

  农村里一直有句俗话，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小时候，爸妈偶尔带着我去县城，记得都是在路边小摊吃午饭的，通常是一碗馄饨之类，偶尔还能奖赏一根油条。那时候，不知道是否有地沟油，反正摊位环境都是脏兮兮的，可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因为自己本身就脏兮兮的。穷人家的孩子不讲究，也没法讲究。说到底，并不是吃了没病，而是有得吃就不错了，哪还有挑剔的余地？并不是穷人不爱干净，而是干净的成本太高，穷人承担不起。

  随着收入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健康需求逐渐上升，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也日渐上升，过去那种普及化的路边摊，如今似乎都成了脏乱差的象征，是该治理的对象。而随着路边流动小摊越来越少，低收入人群可选择的消费空间也越来越小。假定正规的店铺是能保证质量的，问题是低收入人群能消费得起么？我记得小时候县城里的路边小摊都是一长溜的并排开着，在汽车站附近就有好多，这些摊主大多开了很长时间，算是老摊主了。我在县城上学那会儿，这些摊位基本都还没什么变化。

  当时人们为什么敢经常去那些看起来并不是很干净的摊位吃？说白了，是这些摊位都或多或少形成了口碑，人要脸，树要皮，摊位也是讲声誉的，而声誉是能形成稳定客户群的。在人口流动性差的前提下，违约的成本非常高。一旦某个摊主做了坏事，很快就会在有限的社会网络中传播，从而导致这个摊主难以在当地混下去。也许按照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当时的那些摊位未必合格，但我相信，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些摊主大多还是能恪守商业道德的。这道德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声誉租金的激励，以及违约成本的惩罚所致。对比之下，现在城市化的进程如此之快，人口流动性如此之大，使得摊主们难以获得一个有限社会网络中的声誉租金，或者说，讲信用未必能带来更大的好处；反过来看，假如违约，弄些假冒伪劣产品，惩罚的成本也未必高。这就是摊位过于流动的坏处。城市管理者总是想着如何美化市容，却很少想到，城市里还有大量低收入者，他们生存着已属不易，哪还有富余去享受肯德基、麦当劳、永和大王之类的早点或午餐？

  穷人吃路边摊，其实是在很有限的选择下做出的最优选择。而作为城市管理者，所要做的，并不是取消各种路边摊，而是如何引导路边摊成为城市熟食供应网络的一部分，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网络中的声誉租金。也就是说，对城市管理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让路边流动小摊的摊主能看到，讲信用挣得更多、赔得更少。这样才能有效激励路边小摊去提供价廉物美的食物，也才能保证低收入者的需求得以满足。如果城市管理者能这样考虑，那就可以更多地为路边摊提供各种政策和区位上的便利，使得路边小摊能找到自己的一个地盘生根，从而形成一个有历史的路边小摊。假如有一天，某个路人想去寻找自己的回忆，去自己多年前常吃早饭的路边摊，还能吃到一样口味的东西，那么我相信，很多食品安全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

  想想早些年很多城市推出的早餐工程，看似为老百姓谋福利，结果并没有改变老百姓去路边小摊的意愿。是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有问题吗？不是，是因为路边小摊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这就跟出租车管理是同一个道理。如果出租车仅仅由少数公司提供，那么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福利都可能会下降，因为要交垄断租金给垄断者。这就是北京为何总也治理不了打车难的问题的原因之一。如果早餐必须由指定的少数厂家才能提供，看似便于管理，提高了食品质量，但未必能有效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我始终相信，道德其实是激励出来的。教化虽能起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激励配合，教化反而会形成副作用。这大概是看着路边小摊直觉上引申出来的想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