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的欧洲，上演了一幕可谓异常“狗血”的戏剧。希腊总理周一出乎意料地宣布将针对之前达成的欧债一揽子解决方案提交全民公投。在搅动了国际金融市场并引发德、法两国冲天大怒之后，帕潘德里欧总理又在G20峰会之时向国会声明放弃公投提案。仿佛一切都转回到了起点，只留下市场上一地鸡毛。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出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恰好反映出了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道路是何等曲折，所面临挑战将是何等艰巨。由于技术的推动，这一波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超人类历史上所经历过的所有的经济整合趋势的全球化浪潮，给世人带来了空前规模的挑战，其实质是，阶段性发展的失衡致使全球经济发展无法再均衡。从历史的经验角度来看，在既有的游戏规则难以为继之时，新兴的势力将勃发，成为新的主导势力和新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开启新的全球经济格局。

  全球化走到今天，可以说，已逼近了人类从这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提供的技术溢价所能带来的最高阶段。尽管美国已明确提出，下一波浪潮的推动者是新能源，并切实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以图继续保持其世界第一强国的国际地位，成为下一波浪潮的主导者，但新旧发展模式之间的鸿沟，不是一下子所能消弭的。当下国际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能否在不诉诸暴力手段的大前提下，和平解决目前国际经济格局中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的经济失衡，平稳有序地实现各个经济体的再平衡。在上周的G20戛纳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如既往地再次强调和重申了这一点。但是坦率地说，这个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过程，知易行难，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失控的风险。

  中美经济之间的失衡问题，称得上是历久不衰的老调重弹。面对着国内的巨大压力，美国的政客们似乎也更乐意把当年收拾日本的办法来个“旧瓶装新酒”，直接移植到中国的身上。美国参议院的一系列有关人民币汇率的鼓噪，或许只不过是正餐之前的开胃小菜。如果美国的实体经济无法获得更为有效的改善，中美之间因汇率压力引爆贸易战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在这个压力之下，不仅仅中国经济需要结构转型，美国的经济也是一样。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转型对于双方来讲，都是缓慢而且痛苦的。如何在向长期目标推进的同时不致短期脱轨失控，是中美两国需要共同协商、密切合作的关键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失衡状态的出现，可以说是中美两国原有经济发展格局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密切的沟通，有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情绪化的对抗，只会两败俱伤。

  尽管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上来看，中美两国处在一种竞争关系上，但在目前经济再平衡的阶段，双方却是不折不扣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此，我们要正视一个现实：正是由于美国人的高消费率，才形成了中国过去10余年间的高速经济增长。市场的问题，终究要交给市场去解决。在基础工业制成品和低附加值的产品领域，美国对中国毫无比较优势可言。但在医药、工业高端制造、高精尖产品的研发等领域，美国却有着中国在现阶段所急需的产品和技术。中美之间的贸易缺口，绝对不是仅靠中国人民购买苹果系列产品或者波音飞机就能够弥补的。当下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毫无疑问，就是美国政府放弃对抗性思维，用更为开放、更为务实的商业性思维加深与中国的合作。若诉诸压迫式的汇率对抗，只会让日益紧张的中美贸易关系更趋紧张。

  欧元区的情况又与美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都是主权债务危机，但欧元区的问题主要是内部而不是外部失衡。相对美国的外债问题，内部问题似乎解决起来难度更小一些。可是，欧元区僵化的决策机制，貌似团结实则纠结的内部冲突，核心顺差国家和边缘债务国的利益纠葛，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让金融市场的预期受到冲击。不妨说，欧元危机正是在法、德与其他边缘国家之间的不断扯皮的过程中愈演愈烈的。扯皮的表象下所掩盖的，是盈余国和负债国之间的利益纠葛。解决这个矛盾的思路也是同样的：更多的合作而非对抗。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就明确表示，欧元区要靠经济的再平衡来解决失衡的问题，至少需要十年左右的漫长过程。之所以需要如此长的再平衡时间，主要还是在于消费习惯，政治整合的阻力。不过，平心而论，欧元区的再平衡，要比中美之间的再平衡难度小得多。由分歧引发对抗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核心国家健康的资产负债表也提供了财力上的保证。现在市场期待的是，欧盟展示其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欧盟在政治整合上的切实成果。而中欧之间的再平衡，远没有与美国之间的再平衡来的急迫。因此，对于我国而言，是否支援欧洲，更多是政治考量，而非经济考量。目前中俄均表示对欧洲的援助更应通过IMF渠道，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新兴市场国家更愿意凭借化解国际危机的努力而获取更大国际发言权，为将来的国际定位先期铺垫。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