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怀

  沪深上市公司历来存有重融资、轻回报的问题。这些年来，通过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对上市公司分红重要性的宣传和分红政策的完善，特别是把上市公司再融资和分红挂钩后，分红的上市公司占比有了一定提高。2007年到2010年，占比分别为46.93%、53.21%、55.36%、61.78%。但上市公司分红状况仍不能令人满意。重筹资、轻回报的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分红发起人股东回报高，社会公众股股东回报低，导致发起人股东和公众股股东持股成本过于悬殊，是两个较大的问题。

  2010年，A股市场共融资1.02万亿元，其中IPO融资 4879亿元，再融资为5321亿元，超过IPO。而在分红上能少就少，分红总额赶不上利润总额的增长。2001年，上市公司未分配利润总额为483.06亿元，当年分红429.74亿元，到2010年这两个数字变成30635.50亿元、4994.30亿元，未分配利润增长了62.42倍，而分红总额只增10.62倍。有一些公司从上市后就没有分过红。如果从融资和分红的角度看，从1990年到今年三季度， A股市场累计融资4.1964万亿元（包括首发、增发、配股），现金分红为2.1万亿元，大体20年间总分红额只占总融资额的50.04%；最近十年共融资32986.49亿元，分红为19311亿元，占比为58.5%。

  发起人股东和公众股股东持股成本过于悬殊，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某上市公司发起人用约8000万元资金获得75% 股份，该公司IPO发行价为36.60元，社会公众股股东用9.17亿元获得了25%股份。发行当年公司盈利7000万， 6000万元用于分红，发起人股东分得4500万元，两年不到就可收回成本，公众股股东分得1500万元，照此推算，要61年才能收回成本。

  可以说，分红少和分红不合理，导致社会公众股股东盈利不指望分红，也是加剧了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

  对于前者，笔者以为，要着重从制度和政策的层面治理。每家上市公司从招股第一天起，就要明确分红政策、分红比例，最好能预测上市后在多长时间里把从股市融到的资金反哺股东。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凡没有明确分红政策的拟上市公司不予审核，尽力促使我国的新股发行实现从“需要融资的企业上市”转变到“回报股东的企业上市”。政策还要体现差别化的要求，对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分红有不同的要求。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拥有极好发展前景项目的企业，在成长期间可以少分红甚至不分红，成熟企业、蓝筹企业则要多分红，股息率要力求超过同期银行的存款利率。

  对于后者，笔者以为，要求发起人股东和公众股股东持股成本相同是不公平的。因为发起人股东经历了创业的风险和艰难，一级市场发行价可视作给发起人股东以风险溢价或风险补偿。但“三高”的发行现象过大地拉开了发起人股东和公众股股东持股成本的差距，同样也不合理。可考虑发起人股东在分红已收回当初的投入后，再分红时向公众股股东倾斜。这最好由发起人股东主动让渡，从政策上加以提倡。这看似“同股不同权”的分配，却优于现在貌似公平的“同股同权”的分配。在这一点上发起人股东应该明白，是公众股股东的高价买入使你们充分享受了上市带来的利润，在分红上向公众股股东倾斜，也是对公众股股东的合理回补，有利于促进企业、社会的和谐。这种让渡直至公众股东也收回了成本以后再考虑另行别的政策。

  为了制约有红不分或长期分红甚少的公司，可进一步把分红和退市挂钩。可以规定凡上市满20年、在这期间分红少于从股市融资的公司直接退市。因为上市20年还不能把融资返回股东的公司是没有投资价值的。这样的公司退市，对提高公司质量、优化上市公司结构和促进上市公司分红都有利。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