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是孟母吗？”之十二

  孙 涤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对国人颟顸落伍心态揭示得最入骨三分的，是阿Q被误定为革命党人，行将正法前在死刑判决书具结画押时，“立志要画得圆”的那股精神。这类“阿Q精神”还真有它随处可见的“现代性”呢。努力钻进扼杀扭曲自己的套中去的那股劲儿，在我们的应试教育里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应试教育，源远流长。从菲律宾华裔移民父母那里，蔡美儿秉承了这股劲儿，又把它加诸在她和犹太裔丈夫所生的两个女儿身上。蔡美儿对父亲给自己的教育有高度的认同，她回忆在加州上初中三年级时，有一次老蔡教授出席家长会替女儿领奖，因为小蔡的历史考试“只得了第二名”。会后老蔡愤然责备女儿，“以后千万不能再像这样让他丢脸了”。小蔡得到了很深的教训，以致成为督促自己的女儿“成才”的依据。蔡美儿的家训，“十大戒律”中的第四项“不准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和第五项“不准任何一门功课的学习成绩低于A”，显然也其来有自。

  蔡美儿督导孩子学习的要旨，在于争考分的高下，以她的话来说，分数能“实实在在地鉴别平庸和优秀”。譬如，大女儿索菲亚五年级时的一次速算测验得了第二，她立即加强夜间补课，一个星期强化补习之后，女儿速算测试每次都稳得第一；其他如儿童拼字比赛等，蔡美儿也把孩子的名次看得极重。她认为，这样的训练和督导，能培养孩子们的进取心和竞争力，就能使他们摆脱“富不过三代”的轮回魔咒。

  问题是，为什么在某个老师命题和评分的一个小圈子里“得第一”就算是“优秀”，家长觉得有面子，而“得第二”会使父母蒙羞？速算和拼字等重复操练，成绩也多半是熟练的结果，有何必要力争鳌头？历史等课题是否重要则要看学生的兴趣追求而定，由此及彼，不但拼字和速算在工具（计算器和检索软件）的支持下，效用已大不如前，就像我们上期对钢琴、小提琴演奏的讨论那样，学校要求的课目也远非同等重要，门门得“A”是有益的吗？要是这些A可以轻易拿到，得A与否并不能区分优劣；如果得A要花大力气，那么门门拿A一定妨碍了孩子对自身志趣的深入追求。面面俱到的结果，必然分散精力、时间，以及对任何人来说最为重要的资源——关注力，迫使学生变得平庸而失去发掘专长和突破的可能。

  更有害的是，全A成绩粉饰了一种假象，给家长和社会产生误解，以为全A代表了优秀人才。其中又以对孩子的危害最大，使他们自我茫失。考得高分的，会满以为已求得真知，已很过硬了，而考分差的，则从此丧失自信心，以为自己生来就不是读书的料。两类人在考试之后都不再探询内心真正的志趣所在，过早放弃追求出类拔萃和创新突破的执着。总之，全A的分数不代表孩子追求知识真谛的勇气和热忱，不标志独立探索精神，而且常会产生很大误导。

  总分成绩的最大用处，当然在于应对考试：既然通过各类考试是现代社会甄别和擢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法忽视考分的应试功能。说来吊诡，比起我们常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汉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更重要的贡献就是“科举制度”。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上，“科举”（准确地说，应该是“科考”制度，因为正是它用公共考试代替了推举贤能）是所有近代和现代组织人员选拔和更替机制的蓝本，它帮助欧美各国建立起文官制度，为近代国家摆脱王公贵族的挟持走向公器奠定了基础。

  然而科考制度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有效剔除了豪门贵族等级势力对公权力的把持，加固了中央政府同民众的互动治理，也把人才擢拔集权化，遏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多元竞争，大为削弱了社会与时俱进响应变化的能力。对于个人，科考制度既维持了公平考核的形式，使寒门布衣都有入选晋级机会，同时却框定了“学得文武艺”只能“卖与帝王一家”，迫使天下学子们只有“努力画得圆”一途！

  就我们的讨论所及，科考的最大弊端，是它以评选公平的名义，用一律的圆孔，过滤出创造力和独立性被阉割掉了的阿Q们。西方先进国家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之所以青出于蓝，在内容上做了相当多的调整，以适应市场机制和多元价值。细看美国的教育体制，它通过各种互补的擢拔机制，实质上是个精英筛选的过程，富有活力和弹性，给真正有创新精神和潜力的年轻人能出头的充沛机会。

  美国学生在应试时，强调考试不过是块“敲门砖”，学习和探索还正待展开呢。有个真实的小例子可以看出美国人对考分的态度——及格就可以了。我的一个朋友相当聪明，在美国高级精算师的等级考试中考分奇高。当他很兴奋地告诉指导教授时，却没料到导师淡淡地说，既然考试答对73%就能过，为什么他要考96%的高分？耗费这么多时间，难道不能去做一些更有益的事吗？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