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评《行为经济学讲义》
⊙许宇萱
行为经济学在美国是一门刚刚兴起不久的显学,有多名学者凭借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而得诺贝尔奖。据说,在美国有20%的经济学博士论文是研究行为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是经济学基础课程。在挑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人假设”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行为经济学,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的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性等为了方便建模而提出来的假设,通过实验和脑科学的路径,对人们决策时的非理性、非完全信息进行研究,得出了很多颠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
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固然是一个很有前途方向,然而,从目前这个学科的发展现状来说,仍然让人失望。首先是其摆出一副“颠覆主流经济学”的架势,可其研究方法仍然是“主流”的做实验、建模,很多论文的模型是在一堆可疑的封闭实验中搞出的“数据”和官方统计数字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在这个领域绝大多数产生的研究成果,对动态变化的人类合作秩序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汪丁丁教授的这本《行为经济学讲义》则有些不一样。汪教授曾对奥地利学派有过深入研究,在哈耶克所提出的自发秩序理论,也就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问题的基础上,汪丁丁的这本书有着相当不同的视角——演化论的视角。这个思路很宏大、很开阔,其问题意识很强,也直指了经济学所应该关注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哈耶克晚年提出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问题。也就是人类的合作是如何发生的,孤独的个人之间是如何建立合作关系的,家庭、部落、交易、市场、语言、道德、传统、法律这些合作秩序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题目,才应该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学术研究日益“钻牛角尖”、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这样跨多个学科的有整体意识的思考者越来越少了,尽管汪丁丁对这样宏大的思考框架未必有如哈耶克那样的驾驭能力,但这样具有现实感、整体感和问题意识的思考,对建立真正的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其意义是非凡的。
尽管研究方法仍嫌陈旧和静态,但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动”在很多领域仍然是有力的。在这本《行为经济学讲义》中,汪丁丁驳斥了新古典经济学所津津乐道的“囚徒困境”,认为所谓“囚徒困境”的信息孤岛假设在现实社会中毫无意义,因为现实社会不是信息孤岛,人们之间有各种信息沟通的渠道,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绝大多数时候是合作的,人类社会合作秩序的广泛存在,意味着“囚徒困境”理论的狭隘和缺乏社会现实感。
从这里,就清晰地指出了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秘密:合作。《行为经济学讲义》就着重解剖这种合作秩序。用的是“解剖”这个词,是很贴切的,因为行为经济学已经把人的大脑切开,把触角伸到了人的大脑结构和神经系统的结构,试图通过“科学的”研究探讨人的行为模式,从而从中找出人类合作的秘密。只是科学的研究对解释人类的合作秩序,对经济学的革新有多大贡献,目前还存疑。
汪丁丁的奥地利学派训练,似乎让他更看重的是另一个角度:社会网络和演进。他在书里将社会网络作为核心内容,他将社会分为熟人社会、权力社会(科层制的社会结构)和小世界社会三种。第一种是所有人都相互认识的熟人社会,第二种是强制和服从的社会,第三种是我们目前所熟悉的陌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即便是有数十亿人,也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链状和网状关系而结成网络,也就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这几种社会网络结构,形成了不同的群体行为规则。在熟人社会,维系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是人情网络,人与人之间是合作关系;权力社会则只是科层式的命令和服从结构;而在小世界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人们之间通过更加显性的价格、规则和道德来协调合作关系。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目前似乎是一个带有很浓厚熟人社会特征的社会,人情网络对个人生存来说更加重要,当然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和规则也正在建立,不过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由于那些规则并没有植下根,所以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很稀缺,这对商品交易和社会网络的维系产生了很大障碍。汪丁丁说,他在欧洲看到人们出门常常不锁门,而在中国绝对不可能,一定是大门小门加防盗门。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决定了社会中信息的流通程度,人们之间合作的难易程度。
这种理论也许是我们都能想到的,但汪丁丁认为,直接法律和规则也并不能达成促进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结果,因为这种人情网络加官僚科层结构不但在中国内地存在,而且在华人社会的新加坡,在亚洲的日本、韩国都普遍存在,尽管这些社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发达程度,但那里的市场经济结构仍不是完善的。对此,汪丁丁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说,这是因为那些规则是在欧美社会生成的,欧美人很容易接受那些规则,而东方国家的传统对人们的行为模式产生的影响使得人情网络在这里仍然普遍存在。汪在自己的解释框架里引入了传统、道德,这里他在向哈耶克靠拢,哈耶克在自发秩序理论中非常强调传统的作用和默会的知识。
《行为经济学讲义》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著述,也非心理学著述,甚至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著述,作者的视角和结构与传统的经济学和普通所理解的行为经济学也很不相同。对“经典的”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如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汪只是一笔带过。因为,这本书是有着浓烈的问题意识的,与现实无关的问题汪丁丁并不想涉及。正如汪所说:我们这门课不是西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殖民地。这应该是一种良好的态度。
还忍不住要说的是,这本书原是汪教授在北京大学所开行为经济学课程的讲义。课堂记录的现场感和口语化固然可略微增强可读性,但现场讲课的逻辑性和整体性、系统性不足,还常常被各种话题岔开。因此,如果作者能将讲课记录系统地整理一下,把水分拧干,在结构上整理一下,每章、每节都有标明本部分内容的小标题,不那么散漫,效果将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