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丹丹 ○编辑 王晓华

  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投资运用，业内一直争议较多。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外储投资运用不是以简单的收益来衡量的，而是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资源。外储投资运用的改革，一是货币资产多元化的视野应更加广阔，二是配置资产的类型尽可能拓宽，例如考虑设立专项海外投资资金等。

  上海证券报：多元化一直是外储投资运用的改革方向。您对外储运用的多元化有何建议？

  宗良：我国并没有定期公布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组合和资产配置情况，但从美国公布的数据可以大致看出我国外汇储备资产投向。我国外汇储备美元资产的比重可能占到60%—70%之间，除国债外，还购买了很多美国机构债权和公司债。因此我国外汇储备对美国债券市场的波动十分敏感。并且，从历史情况来看，以美国债券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外汇储备，收益率并不是十分乐观。

  应该看到，我国外汇储备运用有其难度：从货币分布上看，无论哪种货币资产都存在风险，欧元、日元资产也都无法尽如人意。从资产类型上看，存在实现方式上的操作问题，外汇储备需要通过合理方式转换才能进行投资，同时由于国际敏感性，我们购买海外资产也存在难度。

  外储投资运用不是以简单的收益来衡量的，而是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资源。外储投资运用的改革可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关于货币投向问题。尽管目前多种货币资产都有风险，美元甚至成为避险货币，但我国如此大量的外储仅投资某种货币资产是不可想象的。并且在美国庞大债务背景下，美元贬值也是必然趋势。货币资产多元化的视野应更加广阔，比如与IMF等国际机构合作实现战略层面的利益，或适度增加黄金储备等。

  二是关于资产类型问题。应尽可能拓宽投资渠道。首先，可以考虑设立专项海外投资资金，定向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例如支持中国矿业企业赴海外进行能源开发、支持金融企业赴海外投资设点、支持中国企业赴非洲进行开发建设等等。其次，可以考虑增加相关投资公司资本金，进行对外股权投资。也可考虑委托第三方的方式进行投资。再次，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将“国家外汇储备”中的资金贷款给开发银行或商业银行，再由银行运用这些资金对企业进行支持。如日本在2011年3月就动用了其外汇基金特别账户中的50亿美元贷款给日本国有的国际协力银行，用于援助日本在海外投资的企业。

  上海证券报：对于推进“藏汇于民”，您有何建议？

  宗良：要正确理解“藏汇于民”的问题，需要从外汇储备形成的过程讲起。外汇储备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市场上的外汇转化成官方外汇的过程。当企业或居民由于从事对外经济贸易、投资等活动获得外汇时，就产生了市场上的外汇。企业或居民因没有外汇使用需求或出于防范汇率波动风险等原因而不愿意持有外汇，将外汇出售给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又将多余的外汇（未通过贷款或投资等方式进行使用的外汇）出售给央行，从而完成了市场的外汇向官方外汇的转化过程，也就产生了外汇储备。

  我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企业和居民没有大量持有外汇的意愿，可见，能否实现“藏汇于民”，关键问题在于使企业和居民产生持有外汇的意愿。企业和居民持有外汇的意愿能否提升，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当经济发展提升到一定的水平，居民出境活动更加频繁了，使用外汇购买境外服务和商品的需求就更加旺盛。二是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的趋势能否改变，在人民币长期、持续升值情况下，企业和居民一定是不愿意持有外汇的，只有人民币汇率形成良好的双向波动趋势，持有外汇不一定会发生亏损时，出于对外支付和套期保值的需要，企业和居民持有外汇的意愿才会有明显改善。

  上海证券报：您觉得如何从根源上控制外汇储备的新增量？

  宗良：要从根源上控制外汇储备的新增量，需要搞清楚外汇储备形成的根源。

  经济发展结构是我国外汇储备形成的根源。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出口创汇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最根本原因。

  出口导向型经济下很容易形成经常项目顺差。同时，我国逐步放松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加上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强化，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我国长期的资本项目顺差。

  可见，要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趋势，根本问题还是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改变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力提升内需对经济的贡献和拉动力度。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在经济结构转型没有明显成效之前，外汇储备的增长趋势难以扭转。应当对外汇储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维持增长局面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