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国内学界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讨论最近特别多，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用工荒”已是既定事实，而从深层看，如果刘易斯拐点真已在中国出现，那就说明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而对于这种变化的研究价值，远大于刘易斯拐点本身。
刘易斯拐点理论对于拐点的出现有一个并非明确的隐性条件，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中的相对落后经济的劳动力边际产出的迅速提高，直至接近原来相对较发达的经济水平，并且能包容更多的劳动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来自于落后经济的过剩劳动力才会放弃对工资水平的低要求，转而寻求更高的工资水平。如果仅从现象看，眼下中国劳动力市场似乎很有点像刘易斯拐点的结果，而且两种情况都出现了，但如果从理论条件审视，我们并没有发现刘易斯拐点的那个重要条件：二元经济的淡化。也就是说，除非能证明现在的农村（原先的落后经济）劳动力边际产出真的提高并且能包容更多的劳动力回归了，否则仅从现象判断刘易斯拐点，恐怕就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了。
不可否认，随着国家各项“护农”、“助农”政策的出台以及大量农民工进城，加之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劳动力边际产出的确有了飞快增长。但仔细分析这部分增长结构，这种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增长并不足以吸收原先走出去的剩余劳动力回归。首先，现在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出（市场价值）增长得益于农作物市场价格的提升，即使产量不增，边际产出也会增加；其次是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三是剩余劳动力外流，使得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增加了。从后两条看，当前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增加，实质上是劳动力减少的结果（这和我国土地资源匮乏有关），因而并不支持劳动力的回流，更不要说大规模回流了。因此，用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来解释城镇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似乎并不可靠。
可原先那么多剩余的劳动力又都跑到哪儿去了呢？总结起来，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回归农村，但这部分比例很小，更多回归农村的劳动力实际上去了乡镇企业，这部分某种意义上应该划归城镇劳动力；二是流入到扩大的工业部门中；三是自主创业；还有一种，那就是宁愿待业也不接受低工资者。这样看来，当前的情况更像是刘易斯理论中第一拐点与第二拐点间的过渡阶段，即工业部门的极度扩张阶段，而没有达到劳动力由过剩向不足转化的拐点时刻。
不过，我并不想参与这场有关拐点争论，倒是想从上面提到的第四种情况（宁可待业也不接受低工资）生发出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有一定提高的（尽管从股市来看这种提高还不尽如人意），而生产率的提高换来的应该是劳动力边际产出的提高。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理论，工资水平是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函数，即便不能等于边际产出，也应该是边际产出的一部分，至少工资水平的变动应该跟得上边际产出的增长。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是中国劳动力边际产出的迅速增加，而另一方面却是大多数劳动力工资水平的长期低水平徘徊。而唯一合理的解释应该来自于边际产出的分配过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外部市场压力的不断深化，国内劳动力要求本该属于自己的把部分边际产出的愿望也愈发高涨，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深层次的矛盾：一是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力要求主张边际劳动力产出的矛盾；二是国内同行业竞争导致的边际产出输出扩大趋势与国内劳动力主张之间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反映的是经济转型缓慢带来的负面效应，第二个矛盾反映出我们的资本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由于不能充分地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职能，企业间对资源的竞争就只能是恶性竞争，而这恶性竞争的重要手段就是劳动力边际产出的输出以及资源红利的输出。当这种恶性竞争没有触及宏观经济的整体趋势时，矛盾似乎总能找到合适的理由加以回避甚至是掩盖，而一旦宏观经济也客观地存在转型需求，并且民众的意识得以加强的情况下，矛盾就必然以某种方式爆发，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对提高工资水平的诉求。
这种现象并无不妥，但反映到宏观经济中就会出现两个很不妥的问题：一是产品价格以劳动力价格为依托（或者也可以说为借口）大幅度上涨，实质上，是要通过效用转移来维持边际产出的对外输出，说得通俗些就是把本来是国内劳动力与国外（指对华逆差国）消费者的矛盾转化为国内劳动力与国内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二是劳动力成本的失衡，也就是畸形产业结构条件下某些产业部门（比如外贸企业和房地产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其他部门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停滞。这些问题如得不到认识并加以解决，关于刘易斯观点的争论除了显现出学者固有的书生气之外，就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了。
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经济转型，这个问题不解决，边际产出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过低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二是强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职能，由此看，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绝不仅仅是投资市场的客观需要，我们应从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去认识，这也是宏观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