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炜光《税收的逻辑》

  ⊙潘启雯

  富兰克林曾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税是逃不掉的。”日本税务征收机构用得最多的宣传口号是“偷逃税是国民共同的敌人”、“用你的税金建立美好的家园”。只要有集体，就会有凑份子；只要有社区，就会有管理费；只要有国家，就会有税收。“税收就是喂养政府的奶娘”——马克思这一比喻和判断可谓是对国家税主权鞭辟入里的阐释。然而，古往今来，国外总不乏反差明显的事例：一个人民富裕的国家，却有着并不宽裕，有时还会闹财政危机的政府；而另一个人民贫困甚至是哀鸿遍野的国家，反而供养着似乎永远也“不差钱”的阔绰政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虽说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炜光的《税收的逻辑》并非直接回答或探讨这个问题，但对多数人来说，这本书也许会有助于深入思考此类问题。特别在事关工薪阶层的“个税免征额之争”终于尘埃落定、新婚姻法解释出台后被民众视为趁机捞钱的“房产加名税”，以及近年来美国《福布斯》杂志多次将中国列为“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引起税务部门与某些财税专家学者激烈反驳之时，此书问世正当其时。

  然而在公众眼里，李炜光的“麻烦”在于，他研究和关注的东西太过“敏感”：既主张“无代表，不纳税”，又呼吁“要管住政府的钱袋子”，始终在提醒中国纳税人的基本财税常识和权利意识。他把“税收的逻辑”比喻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致力于将“历史与当今”、“学术与现实”、“思想与实践”相勾连，在尽力还原税收真相的同时，为实现民主法治的“阳光预算”出谋划策。

  一般而言，人们所能理解的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还是“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只强调纳税的义务，这些都不是正确的纳税人意识。在“谁来决定税权”问题上，李炜光的主张是一贯的：“纳税人监控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着纳税人的利益，反映着纳税人的呼声。纳税人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对要不要征税、向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怎样征税、如何安排财政支出、支出效果如何评价等问题直接作出原则性决定，对政府的具体实施行为进行监控，并有权惩处政府的财政部门或主管官员，通过投票表决，决定国家财政资源的来源及其分配的流向。”

  怎样才能管住“政府那只征税的手”呢？李炜光认为，“面对这么重要的、涉及千百万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事，那些代表们一片寂静无声，而多数学者竟也选择了当哑巴——这是非常可怕的。”他的批评令人深思：月朦胧为美，税朦胧是罪——纳税问题上的模糊地带，会让民众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信息不对称，就难以判断收税是否合理合法。“拨云见日”的关键点在于“管束权力”，使“开征任何新税都必须经国家的正式立法程序”。

  由对中外历史的钩沉、比较、分析、调研和归纳可知，世界历史上，税收由纳税人的负担转变为纳税人公共福祉有“两条道路”：其一，在专制时代，统治者口含天宪，对纳税人予取予夺，纳税人只有在生存都无法保障时，才不得不揭竿而起，推翻残暴的统治者。但是，在统治者权力得不到制约的情况下，一次次的反抗换来的只是一次次“命运的循环”（或称为“黄宗羲定律”怪圈）。这是一条“看不到光明的道路”。其二，纳税人团结起来，与统治者展开“博弈”，通过建立纳税人的组织——议会，控制国王的“钱袋子”，进而通过法律捆住国王任意征税、任意支出的手脚，将国家的权力收归于纳税人。而政府只是纳税人雇用的仆人，以权利制约权利。后者是英国、法国以及美国纳税人走过的路——是为维护纳税人的财产权利摸索出的宪政民主之路，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一直在走的“最不坏”的路。

  提到税收，绕不开探讨“阳光预算”。上海财经大学早在2009年就首次推出了“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报告”，而如今似也陷入调查研究的困境。当该课题组负责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在编制2010年报告时，曾遭遇多个省份拒绝提供信息，理由是“需要一事一申请”。李炜光也注意到，在预算改革方面，“公民走在了政府的前面，地方政府走在了中央政府的前面”，但由于缺乏法律和体制的支持，仅依靠地方官员的“开明推进”，总难以持久。可见，“财税问题本质上讲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李炜光看来，由于预算问题距离政治太近，“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蒋洪及其团队未来的调查研究难度将越来越大。对此，作者开出的还是那张“老药方”：对于政府，仅有内部的行政监督远远不够，还需要来自外部的政治监督。

  毕竟，离开“外部的政治监督”，李世民式的千古明君也会有贪图安逸的时候，元好问式的良吏也会因“军租星火急”而“鞭扑”百姓，杜甫式的忠厚儒者在满心期待纳税人“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的同时，也能够理解“蹦腾戎马际，往往杀长吏”的“纳税人反叛”……没有对征税权有效、有序、有理的制约，“监督者”的问题解决不了，赋税负担必然不断加重，官民矛盾不可能根本消除，“税收”和“预算”的阳光也便无法照射到每个公民的内心。

  这就要论及纳税人的“责任”了。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倡导法治的国家，无论其发达程度、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如何，都在宪法中设置了纳税人权利的内容，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相关权力赋予议会或类似的立法机构。那么，与纳税人权利相对应的是什么？一般认为是“义务”，李炜光却以为是“责任”。这应该说是他创造性的探讨。

  借用美国学者安·兰德的哲学观分析，“义务”是哲学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反概念之一。“义务”不外乎舍弃个人的目标和利益，无条件地服从于权威。安·兰德认为，“义务”清除了不止一个正常概念，“所有关于生命的真谛都在它面前应声倒下，难以在实践中指导人们的行为。”而责任的含义则要清晰、准确得多。责任就是担当，就是付出，就是得到社会给予的服务，作为回报做好份内之事。对于税收来说，责任足矣，何须义务？李炜光同意兰德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需要纳税人尽的是“责任”，而不是“义务”。当然，哲学意义上的“义务”争辩和纳税人权利问题的相关度，还需要在学术界内外深入讨论。

  在研究过程中，李炜光还发现“中国历次盛世均与减税有关”。例如唐朝，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之治”，120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稳定，主要原因就在于坚持实行了减税政策。重税之下，从未出现过好形势。这是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对此，李炜光进一步提出，当下“中国税负重不重，还不能简单地就税谈税，更要看费的高低”。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好不容易盼来了个税羞答答的小幅调降，入托费、赞助费、择校费、殡葬费等早已飙升；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民间更有“一税轻、二税重、三费四费无底洞”的说法；近年来不断加速的海外移民潮，与国内“高税负、低福利”的大背景也不无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一种轻型的税制结构，减少或放宽税费征收，不与民争利，把纳税人从“高税负”之役中解放出来，舍此别无他途，我国当代的“盛世”才有可能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