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将有24个重要经济体的领导人更迭，这些经济体人口占全球53%，GDP总和超过全球一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需要大大改进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放弃对“单极”稳定的期盼，尽力消除全球范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超主权国际机构的救助能力和协调能力。

  站在2012年的起点回望过去，我们正经历着人类经济史上最疯狂、最混乱、最闪亮的一次时代转换：从“霸权时代”转入崭新的“多元时代”。

  鉴于世人对霸权时代的不稳定性熟稔于心，对多元时代的向往和期许也带来了另一个不易察觉的新误解：多元是内生稳定的。而抛却主观价值判断，多元并非是内生稳定的，多元时代的不确定性甚至大大超出霸权时代，而多元时代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也远远大于霸权时代。

  一方面，从短期看，国际金融秩序从霸权时代转向多元时代的引爆点是金融危机，而危机的救助、化解和平复，迫切需要更强、更有力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两个层面的政策协调。在霸权时代，危机救助这种政策领域内的“公共产品”往往是由霸权国家所提供，但2008年至2011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与众不同，恰恰因为危机核心始终在发达国家内部轮转，从美国到欧洲，前后两个危机震心所在的强势经济体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应接不暇之余，很难彼此伸出援手。而尽管媒体热衷于炒作“新兴市场拯救发达国家”，但实事求是地看，新兴市场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救助体量远大于己的美欧，也无法回避自身并未同全球经济“脱钩”的现实，接踵而至的危机、广泛传染的风险、霸权国家的危难和新兴市场的困境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单一政策行动都变得无力而又危险，而全球范围内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效应的主动或被动协调则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国际金融秩序从霸权时代转向多元时代的物质基础是全球经济多元化，多元化的另一面则是差异化。步入后危机时代，危机时代的那种“基本面趋同效应”和“政策协同效应”将逐渐缩小并消失，自然禀赋、制度特征、增长模式、历史沿革和风险结构的内在差异，不仅将使得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差异一如既往，而且两大集团内部的分化也更趋明显。全球政策博弈更趋复杂，各国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并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内生欲望和实际能力不断增强。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多元中的各个“元”更容易产生彼此矛盾、冲突，如果没有更广泛、更有力、更紧密的政策协调，那么博弈将自发把全球经济从基本面上的“和而不同”导向政策面上的“以邻为壑”，最终引致一个集体非理性的尴尬结局。

  2012年，恰逢美国大选、俄罗斯大选、东欧剧变20周年、24个重要经济体将经历领导人更迭，这24个经济体的人口占全球53%，其GDP总和超过全球一半。如果没有充分的协调，领导人更迭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将进一步降低全球范围内危机治理的合拍性。那么，到底如何实现全球政策协调的改进？笔者以为，方向有五。

  其一，接受全球“不协调”的客观潮流，放弃对“单极”稳定的无谓期盼。从根本上看，全球经济多元化和差异化的本质属性是新时期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的经济映射。正如亨廷顿博士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文明的冲突引致经济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身既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根治的，唯有协调方可引致稳定。但值得强调的是，协调仅仅是协调，并不意味着全球政策的统一制定。无论是对重启金本位的莫名期许，还是对单一超主权国际机构或国际货币的美丽憧憬，都不切实际，历史从不倒退，任何本质上重新回归“单极”的选择都将被经济、政治多元化的历史洪流冲垮。

  其二，减轻甚至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不对称”，避免走入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2011年提供了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案例，由于对彼此经济状态和金融市场状况缺乏足够沟通，上半年，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当局，包括欧洲央行都在虚幻的“全球大通胀”压力下选择加息；而下半年出人意料的形势逆转又迫使许多货币当局不得已改弦易辙，再度降息，如此反复不仅让这些国家丧失了有效管理自身风险的先机，又减弱了其应对外部风险传染的能力。避免集体非理性的尴尬，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打开信息隔阂，让个体决策拥有更真实、更充分的公共信息基础。而这势必需要增加并增强国际政策交流的高层平台。其实，世人不必对G20峰会、APEC峰会之类的全球性高层对话平台产生什么样的“共同协定”太过纠结，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交换，其对全球博弈和政策协调的潜在改善功效就不容忽视。

  其三，增强超主权国际机构的救助能力和协调能力，避免危机的频繁出现和不断升级。超主权国际机构不是制定统一政策的平台，而是凝聚多元中各“元”救助能力的平台，唯有增强这个平台的凝聚力，各国才更有希望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

  其四，加强区域性政策协作，避免珠圆玉润的多元演化为棱角分明的多极。多元和多极是两个概念，前者蕴含着每个元内部的协调和均衡，而后者则对应着单一元内部的霸权和失序。避免多元演化为多极，需要加强区域金融市场的建设，进一步消除各大区域内的贸易壁垒，加强区域内的要素流动，让每一个元都能实现内部和谐的共同发展。

  其五，加大对弱势群体的资源转移，避免马太效应的激化。减少协调的难度，本质上需要减轻全球经济的差异性。尽管差异性难以根治，但可以通过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的资源转移加以缓解。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政策协调和全球反贫困本质上是同一场战役，反贫困不是强势国对弱势国的施舍，而是两者相互协调、互促共进的需要，是利人利己、功在千秋的理性选择。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