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宇

  中外经济研究者们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奇迹有很多种解释，在这些希望揭开中国奇迹之谜的解释中，劳动要素一般都会扮演重要的角色。通常认为，丰裕的劳动要素以及在此基础上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构成了中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观点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两年前新劳动法出台后，很多人都担心会损害中国经济赖以实现增长的比较优势，破坏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然而，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同样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但在经济表现方面却远不如中国，如印尼、巴西甚至包括印度。事实上，以劳动力比较优势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面对两个困难。

  其一，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在充分发挥自身丰裕要素并进行国际化分工时，该国稀缺要素价格会逐渐下降，而相对于经济增速，丰裕要素价格则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然而自中国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以来，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与GDP增速基本保持同步，劳动平均收入并没有出现相对意义上的上升。

  其二，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主要来自劳动力要素密集型产业。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确已成为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全球最大生产基地，但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速度更快，工业部门整体呈现出明显的重化工趋势。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通用设备工业增加值增速超过纺织工业增速7个百分点，2009年以来，这一差距甚至扩大到11个百分点。

  显然，丰裕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不能自动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农村部门闲置劳动力大规模进入经济系统很可能只是真实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只有中国的企业始终保持自发投资的高速增长，经济才能源源不断地吸纳消化闲置劳动要素，可见投资的高速增长才是中国经济更加直接的推手。那么，究竟是什么机制导致中国企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能始终如一地具备高涨的投资热情呢？

  企业投资的前提是资本回报率超过资金价格，而资金价格等于或接近全社会平均的资本回报率或者说资本的平均边际产出，这样的资金价格引导着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照理，投资行为在产业间的分布是冷热不均的，新兴的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预期投资回报率高，能吸引投资，那些回报不佳的夕阳产业则会出现资本净流出。然而中国成了吸引资本的魔方，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几乎所有产业都具有极大的投资热情，2004年以来，纺织服装、通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化学原料等周期特点差异很大的行业投资增速具有相当的同步性，且增速都在15%以上。这是很奇特的现象，因为所有产业的资本回报率都超过全社会平均资本回报率显然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中，这种投资行为在产业间的广泛分布特征被忽视了，但笔者相信，这种特征恰是理解中国企业投资高速增长进而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真实原因的重要线索。

  投资行为在产业间广泛分布，可能原因是资本获得的回报超过了资本的边际产出，由于技术进步最终要体现在资本边际产出和劳动边际产出的提高上，因此资本的超额回报只能来自于对劳动回报的侵蚀。然而，经济学已明确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某些外生制度对收入分配的扭曲效应，所有要素的回报都应等于自身的边际产出，而不管这种要素是丰裕还是匮乏。

  关键是，中国存在着一个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为户籍制度，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后，难以取得市民待遇及相应于其劳动边际产出的回报，同时，城市就业者会因为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面临工资要价上的竞争。结果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下牵制了工业部门劳动者的整体劳动报酬水平，从而使工业部门劳动报酬低于劳动的边际产出，使资本能获得超过其边际产出水平的回报。

  资本能获得超过资本边际产出水平的回报将会刺激企业从两个方面争取利润最大化。其一是提高人均装备水平，进而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这样就可以在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劳动边际产出与劳动报酬间的缺口来扩大总利润。其二是扩大生产规模，在人均装备水平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雇佣更多劳动者的方式来获得更大的利润。前者解释了中国产业的重化工发展趋势，后者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能不断吸引劳动要素进入生产领域，而两者都可以解释中国企业持续的投资高增长。

  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基于身份识别的城乡户籍制度有悖于公平，但户籍制度的存在却很可能在无意间提高了中国经济对资本的吸引力，进而促进了中国的高投资率以及经济增长。事情的另一面是，户籍制度扭曲了初次分配，压制了劳动回报，扩大了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经济的低消费特征。时至今日，中国经济转型的要求日益迫切，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必须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户籍制度，即便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也该改一改了。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上海市金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