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来华访问，欧洲舆论说她此行达到了预期目的，也有说法她是空手而归。对于一位政治人物的外交活动究竟该怎么评价，显然不在学术范围内。不过，对于此次默克尔访华期间的某些关于欧债危机的言论，从金融学视角看，却是十分值得探究和分析的。

  从默克尔此前的讲话中，可知她此行有两个目的：呼吁中国出手帮助解决欧债危机；呼吁中国加入制裁伊朗的队伍。关于前者，默克尔特别提到了当前的欧债危机仅仅是主权信用危机，与欧元本身无关。对于默克尔的这句话，我格外留意。自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我先后多次在本栏发表看法，始终坚持“欧债危机的根源在于欧元的发行机制”、“欧债危机就是欧元自身的问题”。然而人微言轻，这样的观点始终不入主流。别说在中国，即便放眼国际舆论，也很少看到“同道者”，只是最近才看到标普在调低部分欧洲主权债务信用等级时含蓄地批评了欧债危机救助方案没有切中要害。在主流观点均不看重欧元发行机制在危机中的作用的情况下，默克尔何以要急于为欧元与欧债危机划清界限呢？

  无疑，作为拯救欧债危机的绝对主力，对于欧债危机的根源，德国最为上心，因为如果抓不住问题本质，德国的付出极有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此前欧元区国家普遍认为，欧债危机的救助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债务国“洁身自好”，迅速削减财政赤字以摆脱当前的信用风险；二是外部资金注入，用救助国对债务国偿债能力的信任取代市场对债务国偿债能力的担忧，这实际上多少有点儿自欺欺人的味道。而德国扮演的角色是，一方面向债务国施压，以减小风险总量；另一方面是主动出资，以完成拯救危机的使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越发明白两个道理：一是欧债危机的问题绝非主权信用风险那样简单（欧洲救助方案出台后市场给出了相反判断），事实就是欧元出了问题，而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欧元解体；要么欧洲政治一体化。而这两件事，显然都是德国主导不了的；二是德国仅凭一己之力绝无回天之力，而要说服外界出手相助，非得打消外界的顾虑不可，这就必须否定“欧债危机是欧元体制的必然结果”这个命题。于是就有了前面说到的默克尔的那番说辞。

  默克尔出此“下策”，虽不能说反映了欧洲学术界的无奈，但至少说明欧洲的政治家们已到了江郎才尽的边缘了，求助于中国，也许是欧洲人当前最重要的选择了。

  好吧，既然有求于中国，那就拿出点起码的保证吧，起码要保证救助的安全性啊。然而，默克尔访华的第二个目的恰恰把这种救助的安全性彻底动摇了。按照默克尔的要求，中国该加入到制裁伊朗的队列中，即断绝与伊朗的石油往来。不知默克尔在动这番心思的时候是否记得：2007年底，伊朗终止石油交易中的美元结算，改为欧元和日元，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固了欧元的国际地位，也巩固了欧元的生存根基，因为这等于给欧元建立了一项对冲资产（过去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对冲资产对国际化货币的重要意义），欧元在这一时期加速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到了2010年中，为了伊核问题，欧洲与美国联手制裁伊朗，伊朗一怒之下决定终止欧元的石油结算地位，虽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时期欧债危机的加速蔓延与该事件联系在一起，但伊朗此举确实起到了削弱欧元地位的客观作用。但伊朗毕竟没有完全“绝情”，实际上，截至去年年底伊朗出口的石油仍有相当一部分使用欧元结算。如果欧洲现在一意孤行地跟随老美制裁伊朗，只能引来伊朗更激烈的报复行动——彻底终止欧元的结算地位（上月初伊朗已开始这样的行动了）。到那时，欧元什么对冲资产都没了，只剩下主权债务危机了，这对岌岌可危的欧元，不是雪上加霜是什么？

  制裁伊朗迎合美国，客观上等于做多美元，做空欧元，对别人好坏不说，从欧元的利益角度看，是对欧元的再次削弱。这种情况下，要别人救助欧债危机，岂不是连最基本的保障都不给了吗？

  因此，从学术逻辑的角度看，默克尔此次访华的目的是自相矛盾的，行为机理是混乱的。不但不利于解决欧债危机问题，甚至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损害。

  对于欧债危机，我曾在本专栏撰文说过，从纯粹的经济意义上讲，我们最好不碰。如若出手救助，应着重考虑风险担保机制。至于伊朗问题，若单纯从经济利益上考虑，似乎应该考虑伊朗有关“用人民币结算石油交易”的建议，尽管负效应也很显著，但若能借此巩固人民币的地位，从长远看也应该是利大于弊（但前提是伊朗的石油结算体系必须简化，不能什么货币都进来）。

  至于欧元，现在必须从两个方面考量：欧元的自身机制的确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欧洲到底能否实现政治一体化。这不仅是中国是否救助欧债危机的前提，也是我们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必须考虑的因素。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