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必要尽快筑起能有效巩固经济发展成果、提升顶层分工地位的“经济高边疆”，以摆脱在全球经济发展与战略博弈中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内外兼修”。我们必须抓紧目前依然开放的时间窗口，尽快在金融贸易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补课”。

  章玉贵

  对热衷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部分国人来说，布鲁金斯学会日前一项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报告显然是一味清醒良药。

  笔者当然并不完全认可该报告的部分观点，却相当同意该报告关于人民币当下国际地位的判断，即，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仍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因为无论是从衡量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Chinn-Ito指数还是政府债券的换手率来看，中国与美国仍存在着巨大差距。所以，最终真正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内生性动力，只能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

  为什么人民币国际地位变迁趋势如此重要？如此受到国内外关注？盖因在当今的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中，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金融与货币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权的争夺。过去那种看重GDP排名以及工业品产量的传统竞争视角尽管依然有效，但在战略价值上似乎已大打折扣了。

  进一步地，在欧债危机暂未找到有效解决方案、国际经济与金融局势随时可能爆发系统性风险之际，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其实都应该冷静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世界上，经济真正独立的国家又有几个？欧盟早就是个联合体了，日本如何？似乎也不太好。至于中国经济，看起来很好很强大，以至于半数美国人误以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头号世界经济强国了。其实，在握有诸多机制化霸权手段的美国面前，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已表露无遗。

  在全球顶尖层面的战略竞争中，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经济与金融领域软肋的洞察可谓一清二楚：在一般指标方面，强大的中国银行业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前提下获得暂时性优势的；快速扩张的中国金融市场体系所潜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在累积；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一向引以为傲的制造业方面，目前正面临着来自价值洼地日益激烈的竞争挤压。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通过紧盯人民币汇率，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有可能使得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失去在金融贸易和制造业领域“补课”的机会，而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再工业化等路径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还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届时，中国不仅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财力来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更有可能错过追赶美国的“时间窗口”，进而失去成为一流经济与金融强国的基础性条件。

  中国近年来的高速成长的确在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但真实的经济实力与产业竞争力远未达到可以取代传统工业强国的程度。以制造业为例，目前中国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集中于中低附加值产品领域，绝大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在附加值最集中的研究设计和销售推广领域，中国能获得的利润就非常稀少了。中国诸多代工企业堆积木式的经济产出能带来的产业获益，更多时候显得微不足道。例如，被众多“果粉”热烈追捧的苹果系列产品，其实在产业链上已把中国相关产业牢牢纳入它的体系中去。有报道说，苹果已经打造出一个缜密、神秘的全球产业链，这个产业链绑定了全球制造业最顶尖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正24小时为这座帝国大厦添砖加瓦。今年1月15日，苹果公布了全球156家主要供应商的名单，其中包含很多中国企业。由于成了苹果的“打工者”，很多公司的股价纷纷上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经成为苹果产业链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但同时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个庞大的制造基地的利润率，只有区区不到2%。

  可见，如果没有嵌入到全球高端价值链并握有技术与品牌优势的产业体系中，即便是经济规模做得再大，也难以摆脱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弱势地位。而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竞争趋势来看，假如欧元体系当真崩溃或者国际地位大幅削弱，则由美国主导的此轮全球金融洗牌，在顺势巩固美元地位的同时，也将初步完成全球顶层利益分工版图的再切割。这对志在国际化的人民币而言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挤压。因为美国可以抽身构筑针对中国的贸易与金融高墙，加上高技术产业的上游锁定，则我们有可能在中美核心利益博弈中显得更加被动。

  中国有必要尽快筑起能有效巩固经济发展成果、提升顶层分工地位的“经济高边疆”，以摆脱在全球经济发展与战略博弈中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外兼修”。我们必须抓紧目前依然开放的时间窗口，尽快在金融贸易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补课”，切实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

  现在看来，强大的资本市场、世界级的银行与保险体系，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能与纽约、伦敦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群，应是中国构筑“经济高边疆”的战略目标。基于此，中国迫切需要总结以往金融发展的经验，镜鉴美欧金融业的教训，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竞争的未来生态，以制度创新和人才培育为牵引，打造金融竞争体系；另一方面，尽力借鉴美国在金融服务优势与新技术产业化结合方面形成的丰富经验，在以建设性举措稳外需、扩内需的同时，尽快整合国家的经济与技术资源，在重视对国内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着力加大对海外高技术人才的延揽力度，尽快扩建自身的高技术创新平台，打造一批世界级的产业研究院；既要将产业升级目标锁定在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并力争早日实现产业化突破，更要在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平台应用方面加大投入，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以期早日形成能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竞争优势的跨产业集群。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