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今年2月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现在，对当代中国里程碑式事件，笔者以为，应按思考过去，立足现在，着眼在未来的方法予以全面反思与回顾。如果说回头看，南巡讲话为当代中国发展的轨迹奠定了革命性的转折，那么结合当下的问题和将来要面临的挑战，我们更有必要坚持改革的理念与勇气，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和意义，根据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的实情调整改革的手段。

  在改革的精神和勇气上，温总理最近的讲话非常具有代表性：“（小平同志）明确告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些话我以为至今仍有强大的震撼力，而且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相比于1992年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眼下的情况丝毫容不得我们乐观。诚然，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已深深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成了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却更甚以往。这固然有外部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不利影响，但更大的问题则来源于我国过往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下的矛盾和不平衡。在种种有形无形的利益纠缠中，我国当下社会的矛盾表现为高度的复杂化和尖锐性。在深层次利益矛盾的推动下，诸如腐败、社会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和不同阶层之间尖锐的情绪对立也到了空前的程度。用改革求变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困扰中国前进步伐的深层次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利益纠葛和前进中的阻力也是空前强大的。

  所以，当下进一步推动深层次改革，与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的更多是意识形态上的条条框框不同。面对思想上的桎梏，和意识形态的纠缠，当年邓小平同志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争论”等求真务实的工作方法来化解，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措施来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是必要且有效的选择，先把经济的“大饼”做大，而不是机械地强调社会在经济发展低水平上的平均主义。可以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我们的发展模式毋庸置疑倾向了效率的一侧。经过了第一阶段跨越式的高速发展，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于全球经济第二的时候，下一步的改革方向，理应将更多倾向在公平的一侧，而这种变革，将毫不意外地触动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否在追求公正的道路上走下去，将是我国经济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任何时代，当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之时，就是改革最危险也是最关键的时刻，成败在此一举，而成功的首要前提就是有继续深入走下去的勇气。

  限于我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尽管借着市场化的东风，在一次次改革的推动下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传统的被称作企业小社会的国企早已脱胎换骨，但却出现了在市场化外衣包装下的垄断性国企。除了摆在明处的比如航空、电信、石油、电力、供水等行业垄断，还有一些隐形的比如国有银行体系在资金上对国有企业的不断倾斜和补贴等。最近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要解决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过是国有资本挤占民企投资空间的后果之一罢了。从房地产资产泡沫到古玩字画的艺术品炒作，农产品此起彼伏的炒作，千军万马参加国考，国企私企待遇的倒挂，乃至国有商业银行的老总公开宣称银行的利润高到不好意思说等等看似联系不大的现象，其实都不过是“国”字头单方面做大做强而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整个经济越来越失衡这个根源的表象。

  这些年，国有垄断行业在做强、做大的旗号下，借助于资源、地缘、人脉的绝对优势，从理论到实践自成体系的一个利益网络共同体，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石油、中石化“两桶油”了。因为有全行业的绝对控制地位，国内消费者别无选择，所以，这两巨头一面从不断提价中获益，一面又对着政府索要高额的补贴来弥补其在账面上的巨额炼油亏损，风险与收益太不成比例。而有绝对控制地位的行业龙头职工收入高过其他行业数倍，办公楼添置千万级别装置，为车队购置百万豪车的新闻又时不时见诸报端，刺痛众多消费者的敏感神经。至于像铁老大和民航等交通服务部门的高收费与难以与之相符的服务，相信每一位刚刚经历过龙年春运的同胞都是冷暖自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大学》有云：“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古人尚且知晓，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道理，今天我们不缺政策，也不缺少呼声，改革现有体制，增进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呼声早已响彻社会各个阶层。所需者，是不为某一部门、某一集团的“小利”所左右，用莫大的勇气，将利民政策切实地强有力地贯彻下去。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