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消除贫富差距是经济社会永恒的话题，是任何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回避的矛盾。很多人往往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贫富差距的危害性，认为贫富差距就是经济活动的产物，要解决问题就得先把经济目标搁置一边，否则，就会产生权衡取舍的取向纠结。实际上这是个误会，贫富差距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阻碍。当大量社会财富（资源支配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就不可避免会造成少数握有财富者的偏好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制约。因此，贫富差距确实是个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

  既然是经济问题，就不能忽视运用经济手段。但是，看最近很多专家学者的言论，主流观点似乎更倾向于能长期有效（甚至是一劳永逸）的方式、方法。如能有这样的手段，那当然好，但没有找到之前又该做点什么呢？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最简单、最基本、也最可行的手段就是财富再分配，即通过差别税收将部分社会财富集中起来投资于公共设施，让更多的人无代价地享用财富效用，以此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效应。然而当今很多人认为，这种手段太过陈旧了，已经不适应中国当前的实际，因此，现在很少听到有人谈财富的再分配了。

  但我不这样认为，首先，像再分配这样的基础手段如果没能充分发挥应有效应，“高级手段”也就失去了效用的基础，结果不仅是打折扣，甚至会扭曲经济社会的基本规律。其次，当我们认为基础手段“药效”不够猛时，或许该先问：基础手段的药效已得到充分发挥了吗？实际上，在面对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时，我觉得基础手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举个每天都发生我们身边的例子，交通设施的效应分配问题。随着社会交通需求的膨胀，既有的交通设施根本就无法满足这些需求，于是就有了政府（将一部分税收收入）投入城市道路建设这样典型的财富再分配。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不仅没能实现公平效应，甚至加大了财富二次分配过程中的贫富差距。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城市道路的增长速度永远撵不上机动车辆的增长速度，这实际上一方面说明新增公共设施的增长速度越来越不能满足少数富人的效用需求增长，而另一方面则说明本该获益的大多数人的效用不是增加了，而是更多被挤占了。在许多城市，满足居民需求的城市公共交通获得的交通资源随着交通设施的增加反而递减，出行难不是缓解了，而是加重了。这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再分配有失公平，基础手段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应。

  除此之外，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也有问题。仍以交通设施为例，如今私家车主整天喊停车难，可他们并没意识到，他们的乱停乱放同样在侵蚀公众利益。某些地方实行了高价停车措施，而这些措施的主旨更倾向于约束却往往忽视补偿公众利益。一些政府机构将公共停车场承包给个人，且不说承包费定价是否合理，承包费用在哪里谁知道呢？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交通罚款上，有媒体报道某城在实施交通整治第一周就收缴罚款几百万，这些从公共设施获得的收益用于服务公众了吗？当这些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再分配手段呈现出如此简明的问题时，还有多少底气敢说我们已充分发挥了基础手段的效应呢？

  不仅如此，有些本该运用再分配手段解决贫富差距的领域，至今仍没有真正有效地实施，最典型的莫过于房价。自从实施各类强制措施以来，实际效果与市场预期是有不小差距的。越是这样，人们的目光就越发盯住房价，而忽略了其他路径的选择。

  说句心里话，每当谈论房价时，感情因素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不可避免地在研讨政策时感性的东西居多。对于学者来说，这就有失偏颇了。有谁真正科学地论证过房价呢？根据现代资产定价理论，没有对冲就没有可靠的市场定价。而房价的对冲因子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就连衍生工具最发达的美国也只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慢慢在建立。中国根本就没有，所以，当前的房地产泡沫究竟有多大，没人能说得清。

  不过，有一点人人都能说得清，那就是房价高过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即便找不到房价的科学区域，这个问题我们也无法回避。用政策手段制约房价只能是路径之一（而且受定价缺失的制约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再分配可能是短期最有效、最可行的方法。具体说，就是以政府为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将房地产以公共设施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这就是廉租房。

  然而当前我们实施的廉租房措施却存在多方面缺陷：首先是规模有限，无法满足需求；其次，过度依赖开发商的作用，因此而造成两方面的弊端：开发商的补偿诉求往往把负担实质性地向民众转嫁，而地方政府的置换定价缺乏科学规范，实施规模受到制约。另外，操作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更绝对不容忽视。

  抓好传统手段消除贫富差距，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一些切实可行的实事儿，其价值绝不会比苦恼于所谓长期有效的手段来得低。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