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明

  苏小和算个性情中人。他左手写诗，感情横冲直撞，右手写财经评论，理性充沛。《我的自由选择: 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分明就是一个“愤怒”的诗人写给时代的宣言和劝谏。苏不是学院派出身，他的财经评论当然就少了些迂腐之气。他的优势在于，目光投射始终与中国社会紧密相随，以体验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分析当下，针砭时弊，往往能直抵本质，一针见血。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来自亚当·斯密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仅仅是守夜人。”苏小和始终围绕这一点来评说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

  我们知道，30年来虽然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在与国有经济发展的比例上，民营经济的规模显然是严重失衡的。几乎所有有价值的资源和行业，全集中在国有企业手里：2003年至2009年，央企总数从196户缩减为123户，资产规模则由7万亿元增加到21万亿元，累计上缴税金5.4万亿元。2009年民营企业500强税后净利润为2179.52亿元，却低于中国移动1458亿元、中国石油1033亿元的净利之和。

  造成如此失衡现象的因由，苏小和认为有二。一是政府之手过强过大，近两年，中国政府执意要用信贷扩张来应对萧条。但那些发放出来的巨量货币，并不会像洪水一样均匀地流向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恰恰相反，这些信贷货币具有醒目的黏附效应，必然只流向政府信赖的、具有垄断地位的、行政色彩浓厚的行业。一个饶有意味的局面由此形成：当国有企业们一夜之间拥有大量的信贷资金，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变得财大气粗，但同时也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能够将这些钱用在哪里。人类的条件反射开始起作用，房地产、股市、能源、矿山当然成为国有企业的猎物，而并购，尤其是并购海外企业、并购国内私人企业，就成为他们首选的企业经营方法。

  二是“重商主义”的回流。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的解释：“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苏小和列举了当下重商主义的诸多细节。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干预经济；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权力，准确地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

  欧洲的重商主义制度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但历史的发展轨迹却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始终徘徊在“国家能力”和“重商主义”的路径上时，民营经济的边缘化便是必然轨迹。而投资经济、规模经济由政府主导，必然会造成一系列本该由市场自身解决的社会问题，比如收入分配失衡。政府之手过于强大，对于正在或者打算疯狂炒楼炒股的人们，也并不完全是福音，因为所有的涨跌，如果都由政策所控制，那就意味着市场的非系统性风险是极高的。

  前一时期风头甚健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本书中是苏小和的重点批评对象。他直言不讳：“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所谓国有企业改制、新帝国主义论、大政府主义、“6+1”理论等学说根本就是危言耸听、违背常识，是为了名和利而取悦大众。而对时时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吴敬琏，苏小和则怀着尊敬和理解之情。他认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经济学人，几乎全都十分虔诚地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思考问题，限于历史条件，他们当时无法看到哈耶克的经济学世界，错过了更加周全的经济学风景。但日后的吴敬琏之所以能坚定地站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单一的路径依赖，终于在一个更加开阔的地方，开拓了自己的经济学新视野。所以我们既不该过度责备吴敬琏年轻时的错误，也不要过度高估吴敬琏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吴敬琏老先生，五十多岁后用了全部精力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他为此所作出的贡献，已成了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