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经济学理论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将经济问题展开时总不免要面对各种权衡取舍。最著名的例子，恐怕要数“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取舍”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为解决人类需求与稀缺资源的矛盾，追求效率是最重要的手段；然而，当“无度地”追求效率时，又往往带来失去公平的社会矛盾。

  对此，在很多问题上与经济学家观点并不一致的金融学人与专家们很是“气和”，而金融学的结论似乎更具体、更明确：价值与公平是负相关的！金融学常常把“价值”看成“效率”的代名词，因为价值一开始就是预期收益与风险的二元函数，与预期收益正相关，与风险负相关。

  问题分析到这里，大家可能都有点悲观了：眼下中国经济从上到下都在强调缩小贫富差距，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回归公平，如果公平与价值是负相关的，那岂不是说缩小贫富差距必须以牺牲经济价值为代价吗？可眼下另一项当务之急恰恰又是经济转型，根本是突出价值效应。那么，我们面前的道路真的就是非此即彼的“不可兼得”（甚至是“自相矛盾”）吗？

  我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因为不想面对，而是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应用的前提和条件，如果把当前的实情与经典理论结合在一起，也许就会发现一个动态条件下的理论应用并不像理论本身那样死板。

  先从宏观层面看，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顽疾就是社会经济资源被少数人占有，当形成垄断局面，这种财富结构不会激励创新，只会制约创新，从而使经济慢慢失去活力。传统经济学仅从垄断利润的角度阐述社会财富（或效应）的不合理转移导致外部性的机理来论述垄断的危害，并没有从整个经济体价值看待垄断的负效应。而如果从市场机制及制度建设的层面看，垄断的危害性远大于财富的非合理转移。在市场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把激励的机制注入市场，它就一定产生抑制激励的力量，从而使创新成为参与者排斥的行为。而金融创新理论已经证明，失去创新的经济体（主要指微观）必然失去市场的认可，也即失去市场价值。将这种现象拓展到宏观经济，那就是宏观经济价值的衰退。

  如此看来，当前的中国经济财富分配不公，才是经济价值长期徘徊在低位的真正“罪魁”，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恰恰要通过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当下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呼吁与此恰好不谋而合。

  当然，这种“不谋而合”绝不是“完全相等”，如何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科学合理地实现资源支配权的正确转移，还要看能否形成一套有市场主导的运行机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从产权制度转移说起了。我可能是国内撰稿人中近年来唯一多次呼吁建立“恶意抢购制度”的。我始终认为，我国资本市场长期低估值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发挥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从而造成效率低下的行业、企业不会因市值的低下而失去资源的占有权；反过来，即便存在有能力更好发挥资源效率的企业也没有机会去“抢夺”稀缺资源。久而久之，整个宏观经济都受此拖累，形成了长期低效的发展模式。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报告，尽管有学者对此颇有异议，但实事求是地讲，其中关于国企长期垄断的分析基本切中了当前中国经济的要害。表面看，垄断国企只是在融资、政策等方面存在优势，而良莠不分地将资源滞留在效率低下的企业手中，实质是对整个宏观经济效率和价值的破坏。

  要实现资源控制权的合理转移，现有产权制度就必须彻底改革。这既包括上市公司的产权转移制度（我们不妨称其为“场内产权转移”），也包括股市以外的公司产权转让制度（“场外产权转移”）。要我说，这是中国当前最急迫的改革。

  对于场内产权转移，首先要打破思想上的禁锢，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须由国有公司占有（实际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的资源也不易于上市），其他涉及经济价值增长尤其与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资源占有权必须打破体制限制。即便不打破体制限制，也应以市值为衡量国企经营好坏的标准，让国企资源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至于场外产权转移，目前各地已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产权交易所，但作用却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既有所有权人的交易意识以及信息对称度的原因，也有交易的引导以及产权保障度的原因。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单纯在市场本身下功夫，更要充分鼓励金融中介机构的大力介入，充分利用中介机构在定价和信息方面的优势，使场外产权交易真正成为资源配置权的合理转移机制。

  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大量社会资源财富就会通过市场的决策分配到更有效率的所有人手中，一方面会渐渐扭转资源财富分配的贫富失衡，另一方面也对促进宏观经济价值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由此观之，通过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改进，真正实现缩小贫富差距与提升经济价值的协调发展模式，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最值得尝试的改革之路。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