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是农业问题、经济问题，也是历史文化问题。在历史演化的进程中，粮食及其相关的农业进步，是推动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阶梯。对当代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为特征的世界而言，粮食是社会发展、进步和稳定的重要支撑。粮食安全不仅仅是单纯的粮食问题，也不仅仅是单纯的保障供应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等多层面的国家及国际战略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投资问题。
⊙刘涛 魏旖旎
一、粮食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关系
在人类的自然演化过程中，早期依靠采集和狩猎为主体的生存能量维持，并没有促使人类摆脱一般生物特征，也没有促使人类进入文明的状态。但是，当人类逐步使部分植物培植成为农作物，从而发明了原始农业，当人类驯养和饲养部分性格温顺的动物，从而产生了原始畜牧业，至此，人类的历史便进入了以农耕和畜牧为主体的农业文明阶段。
农业文明不但使人类摆脱了原始采集和狩猎等极不稳定的资源取得能力，使人类获得生存的物质能量有了较为稳定的基础。同时，农耕过程中关于土壤、气候和物候以及种植与田间管理等经验与知识的积累，也大大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走向。而与此相对应，相应的生产、加工和运输工具被逐步发明、运用，进一步扩展了人类的知识结构，扩张人类的生存能力和生存空间。
根据人类发展的历史逻辑，可以追溯农业发展的历史变迁路径。
1.古代农业与人类文明
现代考古发现，大约在18000年前，人类就开始了粮食种植，从此逐步从农耕文明之前的采集和狩猎食物转变为种植食物。可以说，粮食的种植是农耕文明的起点。考古显示，世界上最主要的古代农耕中心有三个地区，即西亚、东亚（包括南亚）、中南美洲。如西亚的扎格罗斯山区、小亚细亚半岛南部、东地中海沿岸的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这些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发源地。
农耕活动的特征，促使人类从采集和狩猎的游荡生活转变为定居。而人类的聚居形成了村庄，这些农耕中心也就成了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在农业文明演化的过程中，随着驯化作物和动物种类的增加，以及相应的实用工具的发明和推广，人类文明的历史也就先后经历了石器、青铜和铁器等具有鲜明特点的时代。期间，以原始农业发源地为核心的古代帝国孕育、更迭，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主体，并逐步向周边辐射，形成了农耕文明完整的古代历史过程。
2.近现代农业和人类文明
受源自于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商业活动向北部扩张，以及相应的殖民经济等因素影响，16至18世纪，不可再生的能源——煤炭进入了人类的能源使用领域。随后，受煤炭的工业化使用影响，钢铁产量也迅速增加。于是，以钢铁为材质和煤炭为动力的运输工具被发明出来，扩大了以粮食为主体农产品的运输半径，也提高了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生产的效率。
在此背景下，以专业化、集约化和商品化为特点的近代农业，取代了以小农和自然经济的农业范式，由此有近现代特点的农业雏形显现。
在该阶段，欧洲出现了“近代农业革命”。欧洲的主要农业国家出现了农业制度和农业技术的创新，大幅提高了粮食的产量，保证了对新增人口的供给，同时提高了整体人口的生活标准。欧洲农业革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形成了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互动。
而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欧洲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外扩张能力，推动了欧洲当时世界中心地位的确立。
在美洲，美国自独立战争以后，领土迅速扩张，广阔的耕地和劳动力的缺乏刺激了农业机械与技术的引进与发明，原发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被移植到美国，使美国以农业机械化为特征的农业革命从18世纪持续到19世纪。
农业革命的进行使得美国的粮食产量迅速增长，仅仅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40年里，粮食总产量就翻了四番。而充足的粮食供应是城市人口能够快速膨胀的保障。同时，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互动也为美国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于是，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重心在这个时期从欧洲逐步转移到美国。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石油被大规模开采，美国的农业开始大量使用以石油产品为动力的农业机械，以及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此举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进而使农业对能源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强，因此美国的农业又被称为“石油农业”。
进入新千年后，以酒精为主体的生物“汽油”和以油脂为主体的生物“柴油”等，反过来进入了能源领域。大量的粮食被用来生产生物燃料，从而产生能源对粮食的部分依赖性。在此背景下，形成了粮食和能源共同推进和制约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二、粮食消费量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演化的关系
考察人类文明史的演化过程，可以发现，统计意义上的、人类自然属性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和人均需求底线，还与人类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程度有密切关系。
在农耕经济状态，由于依靠纯粹的人力和畜力运输，农产品的经济半径很小，超过了活动半径就失去了经济意义。所以在该阶段，劳作基本以个体的手工业为主体，社会结构发育极为简单。所以，在该阶段人均粮食消费以满足人最基本的自然属性为主。在人类历史演化过程中，在自然经济社会里，人均粮食消费量最低。
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其对应的复杂的社会里，在形成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同时，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物质和能量，也由之前的以粮食为主转变为肉类、粮食和副食品等多元的结构。而切，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的演进程度越高，人类对肉类、粮食和副食品的消费结构就越复杂，人均粮食消费量也越高。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量化的数据对比。
不过，就案例和数据分析而言，由于人类文明史演化的不同阶段及其社会形态，其人均粮食消费数据存在历史和统计上的完整性等原因，难以完成全球及其典型社会形态的完整分析，因此，我们选择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分时段、国别进行勾勒，整理出如图一所示的框架。
从图一中可以发现，印度、中国、欧盟、美国和全球人均粮食消费，呈现了各自的走势。在图中显示的时段内，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在10%左右徘徊，即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国家整体的工业化程度也较低，加之国民的宗教意识与消费习惯，使印度对粮食的消费，几乎接近自然农耕经济状态——200至300千克/年。
而同期，中国正由一个农耕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的方向演进，城市人口由1960年代初的10%左右发展到2009年的50%左右。与此相对应，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也由200千克/年，增长到2009年的人均粮食消费量的超过400千克/年。
图一： 全球及典型经济体人均粮食消费量统计图（单位：千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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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农业部、国家统计年鉴、布瑞克数据库。时间序列：1961年——2010年）
而在相同时段内，欧盟的人均粮食消费整体在600千克/年至900千克/年之间波动。由于欧盟是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社会结构分化已经高度成熟的地区，并且已经进入了稳定的阶段，因此，欧盟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可以代表该类社会形态的地区。
同样，在1960年代至2000年代间，美国和欧盟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互有超越，但人均粮食消费保持在与欧盟一致的区间内，表明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特征与欧盟具有相似性。
不过，2005年美国通过立法确立大规模生物能源政策导向后，美国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突破人均600千克/年至900千克/年的区间，向人均1000千克/年的方向发展。
以上数据显示了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状况。同时还显示，全球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稳定在400千克/年至600千克/年的区间内，并且基本上在靠近400千克/年的界限运行。这表明，就总体而言，全球粮食消费量变化总体上由总人口规模决定。
不过，这张图的意义，除了显示全球和典型经济体人均粮食消费的情况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印度所代表的农耕经济的人均粮食消费200千克/年至300千克/年；中国所代表的由农耕经济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演化过程中的社会的人均粮食消费400千克/年至600千克/年。而以欧盟等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分化已经完成且进入稳定形态的社会的人均粮食消费量600千克/年至900千克/年。这个数值关系呈现出典型的递增和倍数关系。
即从农耕经济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分化过渡的经济，以及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体，其人均粮食消费量呈现出倍数关系。这就提示我们，处在不同社会演化阶段的人们，其人均粮食消费量，与其人均能源消费量具有相似性。比如，初步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人均能源消费量为3-4吨标准煤/年，工业化成熟和稳定阶段的欧洲人均能源消费量为6-8吨标准煤/年，信息化和超级强国的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为9-12吨标准煤/年，等等。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对比。
但是，从2005年之后的美国的情况看，生物能源等非直接或间接的人类粮食消费的出现，会冲击既有的粮食需求走势形态，使之在原社会形态对应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之外，还要加上新的因素，再次提高人均粮食消费水平。
三、对全球及典型经济体的人均粮食消费量的进一步解读
观察图一中显示的粮食需求结构，可以发现，全球及典型经济体的人均粮食消费量，除了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及社会结构复杂化的不同阶段有密切关系外，还显示出从1961年至2010年的近半个世纪内，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变化呈三个特征。
其一，全球人均粮食消费整体在400千克/年至500千克/年之间波动，具有很强的区间性；其二，1960年代初至1978年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1978年至2010年间呈现区间波动趋势；其三，1960年代初至2010年间的半个世纪里，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存在较频繁的波动，且平均波动周期约为四年。
怎么来看这种波动呢？
首先看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区间性。进一步解读全球及典型经济体的人均粮食消费量的演化，可以发现，就全球而言，一方面与全球粮食的总产量有关，另一方面与全球粮食的可供消费量与人口有关。另外，也与全球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演化的复杂程度，以及相对应的粮食消费结构和消费量有关。
在图一所示的时段内，虽然全球的粮食产量从不足12亿吨上升到超过32亿吨，约半个世纪内粮食产量上升了1.7倍，并使全球的粮食消费总量也相应上升了1.7倍，但是，由于全球的人口从约30亿增长到了接近70亿，致使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仅从之初的390千克/年增长到2009年的469千克/年，增长幅度为20%（见图二）。
而在图一所示的时段内，美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增长幅度超过40%，中国人均粮食消费增长幅度超过了100%，远超同期全球人均粮食消费增长20%的幅度，这预示着存在全球粮食消费量较大的经济体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增长空间有限的问题。
其次，与全球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演化的复杂程度相对应的粮食消费结构和消费量具有相关性。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演进，对应着较高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和较复杂的粮食消费结构，这是一个规律，或者是说人类文明进步的特征。
在图一所示的时段内，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呈现的区间波动，预示着在该时段内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这三个参数共同作用的文明演化程度，在该时段内总体呈现的是停滞状态。
进一步观察图一和图二显示的信息，可以发现，在图示的时段内，1978年是全球人均粮食消费的最高点493千克/年，之后便进入了区间波动的趋势中。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变化的这一特征表明，这一数据显示的全球整体的文明进步，1978年之后便陷入了停滞状态。从历史上看，1980年代后前苏联的解体和部分国家的贫困化，正好验证了这一变化的存在。
图二：全球粮食总产量、总消费量和人均消费量统计图：（1961年至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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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再次，还可以观察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的波动特点。在图一所示的时段内，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呈现出频繁的波动。而图二显示，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波动特点与全球粮食总消费量变化同步，全球粮食总消费量变化与全球粮食总产量变化同步。因此，要考察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变化的波动，需要首先考察推动全球粮食总产量变化的节奏和成因。
进一步深入观察全球粮食总产量和消费总量波动的时间点，可以发现，在图二所示的全球粮食总产量、总消费量和人均粮食消费量统计时段内，全球粮食总产量阶段性波动的上部拐点对应的时点分别为：1964年、1968年、1971年、1973年、1976年、1978年、1982年、1978年、1982年、1984年、1989年、1992年、1996年、2004年2008年。同时，同期阶段性波动下部拐点对应的时点分别为：1965年、1969年、1972年、1974年、1977年、1980年、1983年、1988年、1991年、1995年2002年、2006年。
在全球粮食总产量波动的时间序列内，1978年是一个标志性的时点。在该点之前，全球粮食总产量虽然存在波动，但是总产量仍然呈现较高的上升趋势，从而推动了全球粮食总消费量呈现较高的上升趋势，以及呈现趋势上升的全球人均消费量特征。之后，全球粮食总产量虽然在趋势上仍呈现了趋势上的上升势头，但是，增长的速度已低于1978年以前，以至于其增长再也没有超过全球人口增长速度，并导致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只能维持在区间波动。
解读1978年这个特殊时点，可以发现，该年度一项酝酿于中东的事件即将影响世界——伊朗伊斯兰革命。而且，在该时点之后，美国粮食总产量扭转了之前趋势上高速增长趋势，进入了持续27年的粮食总量高点6.6亿吨和低点3.4亿吨的箱型调整阶段（见图三）。
同时，观察图示时段内全球粮食总产量波动的拐点对应时点，可以发现，走势图上部的拐点常常对应着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货币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危机和全球敏感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或战争等；走势图下部拐点常常对应着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危机救助或全球敏感地区地缘政治危机或战争局势缓解等。与此相对应，全球粮食消费总量和全球粮食人均消费量变化呈现了与全球粮食总产量变化一致的特征。
其中，1989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后续的以美军为主体发动的海湾战争，加之前苏联阵营解体的影响，全球粮食总产量出现了图示时段内最大幅度的下降，1991年与1990年相比较全球粮食总产量下降17.5%。与此相对应，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约17%，为图示时段内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年度下降最剧烈的年份。
图三：美国粮食总产量、总消费量和人均消费量统计图：（1961年-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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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联合国粮农组织）
这样，我们从文明、历史、全球和战略角度，解读了图示时段内全球人均粮食消费量变化、发展的基本逻辑和线索。这样的超宏观历史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更本质的角度来认识全球的粮食消费波动问题，这对于我们的粮食期货投资是有战略思维方面的影响的。
（作者单位：中银国际期货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