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温家宝总理在本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部署之一，就是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在强调扩大内需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还需顺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国际环境不断创新对外经济发展的思路。

  上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加入WTO这十年来，中国已成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中国入世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15.9%降至9.8%，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服务贸易开放部门达到100个，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这十年来，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入世十年，中国年均进口7500亿美元商品，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也为国外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实惠，美国消费者过去十年节省开支6000多亿美元，欧盟每个家庭每年节省开支300欧元。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是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探索，那么时至今日，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了新阶段，对外开放在深度和广度上已到了“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的程度。中国正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主流之中。因此，我们需要提高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使对外开放能更好地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服务。鉴于进出口贸易、双向投资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以及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外贸下行态势较为明显，加之国内经济发展中成本上升、用工紧张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也很突出，内外影响因素叠加，我国进出口贸易压力陡然增大。随着双向投资的不断升级，全球性跨国公司长足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些公司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具有全球性视野，整合全球资源参与竞争。如果我们不能形成一大批具备“走出去”实力的跨国公司，就很难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取得主动权。另外，由于欧债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旧艰难曲折，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难下，增长动力不足，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化。主要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使得新兴经济体正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构成了十分不利的外部条件。

  有鉴于此，我们不能不顺应新形势、新环境，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深化和扩大开放，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首先，应严格按照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办事，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我国即将推出的对外开放战略指导文件，是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相关规定的进一步细化，可操作性强。其次，完善区域开放格局。一方面深化沿海地区的开放，在沿海地区率先推进服务业开放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另一方面扩大内陆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内陆地区发挥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优化投资环境，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和沿海产业转移，培育形成若干国际加工制造基地、服务外包基地。沿边地区则发挥沿边地缘优势，制定和实行特殊开放政策，加快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发展面向周边的特色外向型产业群和产业基地。这样，就可以借助跨境人民币业务迅猛发展的优势，把扩大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协同推动沿海、内陆、沿边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均衡协调的区域开放新格局。再次，积极调整外贸和对外投资结构。在发达经济体市场疲软的大背景下，笔者以为，我国应在普京重新入主克里姆林宫后，着手进一步加强中俄在经贸领域，尤其是航天、航空、核能、开发淡水资源、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开发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同时，进一步开拓拉美市场，扩大对拉美的贸易通道，为此，可考虑就近在当地建立产品加工区，将半成品及组件运抵拉美，使产品生产关口前移，与销售市场直接对接。对于欧洲地区，中国企业应积极筹谋“走出去”，加大对欧洲的实业投资，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欧洲恢复经济的过程，这不仅能为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欧债危机作出我们的一份贡献，也为未来的中欧经贸深度合作奠定新的格局。另外，我们还需下大工夫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提高政府职能透明度，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和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完善市场体系。

  概而言之，为了尽快顺应新环境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为全面建设我国小康社会创造条件，我们需要加快内部改革的步伐来化解新矛盾，解决新问题，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以此实现我国对外经济的全面升级。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