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在“中国何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成为各方津津乐道的争论话题的时候，《哈佛商业评论》上刊出一篇题为“中国的竞争威胁究竟有多大？”的文章，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文章说，从1945年到1990年，日本由穷变富，跻身世界最富国家行列，对美国的竞争力构成直接威胁。如今，中国似乎在复制日本的经济奇迹，但文章的结论却是——富裕的中国成不了“大号日本”。

  这篇评论指出，由于许多中国企业面对外国竞争，不愿进行长远的创新投资，而是着眼于在现有制造业领域降低成本。过去20年里，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只有日本公司平均值的七分之一。由于技术投资水平低，很少有中国企业能像当年的日本企业那样在价值链上攀升，在高端领域挑战美国公司。

  这篇评论，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中国是享受全球化红利最大的国家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欧将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中国紧紧抓住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靠庞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也由此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

  入世十年，中国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2009年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达到9.6%，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然而，中国还只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在贸易规模高速增长的背后，面临着贸易利益分配的极度失衡。我国出口高速增长是靠出口数量急剧扩张带来的，而且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转移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美贸易，从而增加了虚幻的贸易顺差。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的贸易分配处于失衡状态，造成了全球前五大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比重从20年前的20%扩大到今天的60%。

  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制造者是海外跨国公司。以2008年为例，中国出口商品顺差为2954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商品出口的顺差为1706亿美元，占顺差总额的57.7%，另外加工贸易顺差达2968亿美元。

  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进行配置，压低要素价格提高资本利润率。中国目前的资本占劳动之比只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从1998年到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种靠透支要素红利支撑的高增长，难以形成持久的国际竞争力。

  事实上，归根结底，国与国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较量最终取决于创新能力的较量。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对 GDP的贡献率超过70%、创新生产率对 GDP的增长贡献率超过50%、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超过2%、对外技术依存度小于30%等等，是国际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标准。尽管美国债台高筑，财政捉襟见肘，但科技投入方面仍非常强势。以2007年为例，美国研发经费占 GDP的比重达2.68%，人均研发经费1265.7美元。与之相比，中国目前研发经费占 GDP的比重仅为1.49%，人均 研发经费仅37美元。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转变发展方式、重建国际竞争优势和提升国际地位已成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战略任务。创新依旧是各国最重要的战略选择。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但美国人所指的“再工业化”绝非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在一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二次工业化，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环保，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而同样深陷债务泥潭的欧洲，也在为提高竞争力做战略储备。比如十年欧盟经济发展计划“欧盟2020战略”，其优先目标就是提高欧洲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

  中国能不能形成强劲的竞争力，并不取决于经济规模，而取决于创新能力。中国享受基础要素的“红利期”很快就要期满了，未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发展瓶颈的限制，都将是中国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开始。如果不能真正建立起国家的创新基础，不能尽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会导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优势的双重流失，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

  大国求变，如箭在弦，加大科研和新技术领域投资，加快实施“创新立国”和“科技强国”战略，历史留给中国整体转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