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宽 王辰

  今年我国GDP增长目标由多年来的8%下调为7.5%，此事引起很大反响。为什么要做这种下调？经济界有许多解读，而当前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中国经济平缓增长的趋势是如何形成，主动调控速度又意欲何为？

  经济增速放缓既是客观趋势也是主动调控的要求

  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从现实经济增长因素中大致可以有所推断。2011年我国GDP增长中，资本形成的贡献率是54.2%，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1.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8%。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出口减速、投资减速而消费平稳。

  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看，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外部依赖性高，受全球经济影响深。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速度急剧放缓，对中国经济增速影响明显。而据世界银行对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该机构已从去年6月的3.6%调低至2.5%，2013年增速估计为3.1%。这样的趋势将对今明两年的净出口构成压力。

  从投资需求看，继续扩大投资规模也有很多制约因素，投资效率不会很好。投资需求大致可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在基础设施。经过20多年的大规模发展，我国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状况已经有了极大改善，而金融危机后又实施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再期望基础设施有更大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数据显示，各级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08年的15.1%，快速增长到2009年的33.3%，而2010年跌落到19.5%，2011年又进一步跌至16.1%。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的贡献已大为下降。而另一方面民间投资由于缺乏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有效的投资机会也不多，民间投资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投资风险高，投资动力并不足。

  从消费内需看，近年来我们强调经济发展要更多地依靠内需，特别是依靠消费增长来实现持久发展，但消费的增长不是短期可以迅速实现的，必须凭借经济社会的深层改革。

  从以往情况看，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这一经济增长结构的深层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政府财政、企业收入与居民收入在结构和增长速度上都不合理。数据显示，财政收入增速通常是GDP的两倍以上。如，“十一五”期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同期GDP年均增长只有11.2%，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只有GDP增速的2/3左右。这样的分配结构不利于居民消费的启动。

  而居民收入不仅增长滞后，同时在地区间、行业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差距总体上还在扩大。农村居民收入低下且增长速度低于城市居民。这种分配结构上的扭曲，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意愿。另外，收入差距扩大既有违社会公平，又削弱了经济动力。

  从以上三方面看，政府把今年经济增长的目标适当放低，是出于经济现实的考量。同时，长期保持过高增速，经济在过热环境下运行，需求膨胀，产能过剩，通胀预期加重，资源消耗透支，生态环境恶化，经济结构失衡，增长质量肯定不高。所以说，将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放低，既是客观趋势，也是主观愿望。

  今年把增速目标调低到7.5%，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寻求高质量的增长，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摆脱过度依赖资源和对环境的影响，走上一条节约资源降低能耗、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

  结构调整要依靠自主经济增长和市场机制的力量来实现

  主动调低增长速度目的是为了结构调整。然而，要清醒地认识到，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不等于结构调整就自然能实现。因为调低速度相对容易和简单一些，而结构调整则艰巨复杂。降低目标是运用调控速度的办法调控经济，而调整结构是运用优化结构的办法来调控经济，二者不可相互替代，也不难以一举两得。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其调整过程可以先易后难、由治标到治本。

  一是在坚持“稳中求进”的总体框架下将货币政策适时进行前瞻性微调。经济增长目标预设在7.5%，通货膨胀预期不再突出，为货币政策调控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现在，广义货币的预期增长率14%，比2011年的16%目标有所收紧，但相对于2011年13.6%的实际增长速度，这样的预期增长率体现的是中性原则。

  而去年底以来央行两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之后，现在的实际存款准备金率仍然显得过高。据此预期，今年仍有多次下调的机会。而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期应该由稳健向适度宽松发展。稳健加适度宽松与微调，将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货币环境，也有利于结构调整。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通常人们把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合而为一，称作货币信贷政策，其实那是有差别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政策，而信贷政策兼具总量和结构双重性，信贷政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前，居民消费价格趋向稳定，信贷政策有空间，可以为经济平稳增长做出更多贡献。具体来说，就是要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特别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是要强化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中的作用。结构调整仅仅倚重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当前总量问题相对于结构问题已不突出，而货币政策作用偏重于总量，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所以要更多发挥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

  从历史看，我国财政逆周期干预的空间较大，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这是调控经济增长和优化结构的主导力量。具体来讲，2012年拟安排财政赤字8000亿元，其中代发地方债2500亿元；财政支出预算14.1%的增幅，也高于2011年11.9%的安排。

  从上次刺激计划看，主要投向“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等建设项目。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根据结构调整要求重新审视投资方向，要更多投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农村水利建设以及战略性新型产业，加快资源要素改革的财税补贴，以及重点实施结构性减税。通过这些方面财政调整来充实薄弱环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长期看，财政要逐步退出经营性、竞争性领域，转向主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三是必须实施富有远见的优化结构的产业政策。结构调整仅仅倚重宏观调控是不够的。宏观调控主要是短期的需求调节。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问题，要有科学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引领。当然，产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须借助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但产业政策有其自身的理论和政策体系。要通过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找到有效的结构调整手段。

  择其要者有：坚持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重大技术突破，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兼并重组，注重增强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重点能源基地建设，积极有序发展新能源；发展现代服务业，营造良好政策体制环境；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行业准入标准，等等。

  四是稳步推进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从根本上说，结构调整仅仅倚重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仍然是不够的。实现结构调整关键是实现经济的自主增长，依靠经济自主增长实现结构调整和自然优化。

  我国经济增长正在经历从政策刺激到促进自主增长的转变。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中期之前有它的必然和合理之处，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长期依靠政府行政力量配置资源，难以有效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政府的角色需要转换，方向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比较有效的方式，是结构调整的基本手段。它能够较好地保证资源从效率较低的地区、部门和企业流向较高的地区、部门和企业。凡是市场能够办到的要让市场去办，无需政府越俎代庖；市场办不到或办不好的事情再由政府去办，这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原则。

  上述四个方面是实现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和递进过程。长期和短期结合，治标与治本并举。以经济自主性增长辅之调控政策，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下的长期平稳较快增长。

  （赵宽，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王辰，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