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结构”不能局限于经济层面，还需寻求经济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这是下一步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当前“调结构”所面临的束缚与困境。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急迫课题。然而，调什么、怎么转，这是个问题。为此，有分析认为，要扩大内需，要强化创新，也要深化改革。另有研究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将由出口与制造业为主转向消费内需为主，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进程会出现新特点，经济增速也将从高速向中高速平稳过渡。

  这些分析和研究都有道理。但是，在中国社会历经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长期非均衡发展已经积累了诸多问题之后，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来看待下一步结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调结构的话题已经讲了多年，很多时候只在产业和区域经济层面上打转转，这两年又迫于外部需求的变化把消费等内部需求加了进来。这样的应对方式很可能会“事倍功半”。

  现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和发展方式改变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需要用全新的历史视野和突破性思维，在历史的纵轴和现实的横轴上，来看待和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前瞻性把握未来发展走向。

  首先，从历史角度看，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行的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就人而言，实行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地区和产业而言，实行的是“先行先试”的“特区”政策及“优先发展”的行业政策。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特殊条件下，在既缺乏资金又缺乏技术和人才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安排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单点突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并根据自己的人口与资源优势，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经济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使半数以上的人口成了城镇居民，使一个农业大国跨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后半段，成了举足轻重的制造业大国，使13亿人的生活逐步有了温饱，进入了小康阶段。

  然而，时至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全球经济、贸易和金融的恐怖平衡，中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也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并将前30年高速发展的三大代价和四大失衡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这就是环境与资源代价、社会与道德代价和文化与历史代价，以及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及文化建设之间的不协调问题。

  大家对环境与资源代价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由于采取非均衡战略，一些地方的环境和资源已经难以承载当地的发展。对于社会与道德代价，也许人们还没有形成共识。所谓社会代价如阶层固化和碎片化问题等正日益突出，道德代价在经济生活中也随处可见。至于文化与历史代价，则从核心价值与历史传承的迷离中可窥见一斑。

  当然，这后两大代价不只是这30年的事，是与百年来的社会变化有关。

  更进一步看，就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这四大方面的协调性问题。从经济建设自身看，30多年来明显存在着系统性不协调。所谓“系统性不协调”不仅表现为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的不协调，还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社会分配结构的不协调，更表现为二元经济结构在加剧而不是减弱。这样的经济内在矛盾又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及文化建设直接相关。

  具体来看，就是经济建设这块长板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短板之间存在着明显落差。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都直接与公共产品提供和不均等供给有关，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关，也与文化建设不能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提供更有效的精神支持有关。

  把这几方面的情况看清楚了，把这几大关系理顺了，现在再来思考结构调整问题会发现，“调结构”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了，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如果我们还局限在经济层面里打转转，跳不出旧思维的束缚，那是找不到答案的。

  从历史发展和现实需求的角度看，未来的结构调整是系统性的，必将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四个层次的大调整，也是这四个层次全方位的有机互动。只有将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短板与经济建设对照起来，在发展与改革中进行调整，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走出历史的十字路口，才能使中国社会真正步入文明和谐可持续增长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