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金融时报”曾经发起一系列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题目的讨论。参与者有比尔·克林顿、格林斯潘以及金融时报的一些专栏作者和编辑。虽然我认为无法与这些人的集体智慧相匹敌，但我觉得健全的分析，以及对社会良知在投资管理业的角色认识，值得我们这些“生态系统”中人仔细推敲。

  投资经理通常执行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方面，作为金融中介和服务提供者，我们对资金的分配和投资提供顾问服务，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角色。因此，投资经理还能对行业、对社会宏观经济、对方方面面提供见解，参与资金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转移。有时候，他们还提供金融工具，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开放式互惠基金及交易所买卖基金。这些工具把最普通的储户、投资者和投资经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金融和资源跨资产类别的转移。

  投资经理进行的第二个角色是资本的分配。有几种方法，但无一例外，最终能够促进市场效率的提高和提升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投资经理需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当然可以辩论被动管理与积极管理的差异，这是另一个值得保存的一个主题。或者我们也可以讨论战略投资。但是，在第二个角色角度无论投资者选择时点、还是进行资本的配置，他潜在的都是选择积极的态度，即认为市场是低效的，每一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投资资金的分配，是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过程。事实上，这个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燃料，有助于激发全球经济的增长。如果我们能够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那就是如何进行资本分配，往往具备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但这提出了一个难题。作为投资经理，受托人，并代表我们的客户的利益，到什么程度我们应该考虑我们的决定和社会责任的关系？我们当然有责任，使我们服务的投资者收益最大化？但另外，投资管理行业也应承认并体现在他对社会的功能和意义。在社会日益增长的这方面诉求中，投资必须如何平衡岗位责任与社会正义的关系？而且，鉴于这一事实背后资本市场本身的动态变化，以及与社会目标的更广泛的联系，投资管理业应该如何调和，回报最大化和实现社会目标之间产生的对立呢？

  从亚当斯密到米尔顿·弗里德曼，从艾伦·格林斯潘到诸多经济学家们都认为，资本的目的是为股东或所有者提供回报。任何从这个目的的转移，包括征税都不会对投资者和社会福利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即受托责任。但因此也是逻辑的重点，在严格遵守的法律和法规下，完成投资经理应该尽到的受托责任，这是核心。

  但同时，一些可能的义务也产生于投资活动之中。比如2008年1月，贝尔斯登倒闭之前，或是房地美和房利美成为国家负担之前，乃至雷曼兄弟的倒闭中，金融投资者都有义务来提供他们的意见和见解。不仅仅是从牟利的角度，更多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考虑。

  比如，当时许多投资经理提出的，财政，货币政策应该是首选的措施，一个象征性的政策并不解决问题。类似上个世纪初，或者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解决方法，或许是短期内有效，但是，从长期看，最终这导致了美国超过200万的房主放弃自己的住房。不得不说，金融市场的很多看法，经常是违背华盛顿的取向，但这确实涉及广大社会大众的福祉。

  因此，在我们理解，资产管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首要作用是，完成资金中介和分配者的任务，以客户的最佳利益分配资金优先。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金融业者有一个重要作用，为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提供有价值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