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亚夫

  作者系

  本报首席编辑

  30多年来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非均衡发展道路，但目前非均衡发展的条件与基础已经改变。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要从非均衡增长转向均衡发展。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走出困局。

  近来，围绕下一轮改革有不少议论。有观点认为，国企垄断不仅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寻租等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因此应该将国企民营化。也有观点认为，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才是大问题，应该把共同富裕放到突出位置。另有观点认为，腐败才是当前最大的危险，不改革死路一条。凡此种种，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莫名的焦虑。

  然而，从相关表述看，尽管有些人的言辞激昂，但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量化分析与实证研究的不多，也很少有超越表面现象的深入思考，更缺乏理论层面的突破。一些言论仅仅是情绪的宣泄，这种缺乏调查研究的感叹不知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但莫名的焦虑常常会掩盖问题的真相，并不利于对新一轮改革的探讨。

  现在，如果我们回到问题本身，回到为什么要进行新一轮改革，就可以发现，要理清头绪，绕不过对以往34年改革开放的反思。这种反思需要有客观冷静的态度，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对社会发展的脉络进行独立思考的勇气。只有这样，才会有所感悟，有所发现。

  概而言之，30多年来，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非均衡发展道路。这条路一步步走来，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现在情况变了，非均衡发展的条件与基础已经改变，再要延续这种方式不仅难以化解过去的矛盾，还会加剧固有矛盾、增添新的问题。因此，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要从非均衡增长转向均衡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困局。

  当然，也要历史地看待前30年选择非均衡增长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先行先试”的“特区”政策，以及“优先发展”的行业政策，与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特殊处境有关，也与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的历史局限有关。在当时条件下，只有这么做才能从困境中突围出来。

  由此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不只是因为打破了旧框框，释放了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更本质的是，将民众追求个人财富的权利与自由还给了民众。这一点，无论从当时的农村“包产到户”，还是从城里的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改制转型看，都体现了一种“还权于民”的精神，由此激发了亿万民众追求财富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增长。这是关键。

  但在“还权于民”的过程中，在释放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建设相对滞后，造成了对大量存量资产和增量财富的分配扭曲，造成了在部分领域对自然资源的无序掠夺，造成了社会评价体系和价值标准的紊乱，造成了与“公平、公开、公正”为基础的社会公共意识以及绿色环保的现代公民意识相背离的靡费文化流行。这又是问题的脉络。

  从这个角度出发做分析，对现在的很多矛盾与问题就可以找到其缘由了。

  下一步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健康发展，要解决过去30年甚至一百多年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所积累的问题，推动经济社会跨入新的发展阶段，就需要改变非均衡增长方式，由非均衡增长转向均衡发展。所谓均衡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协调均衡，更表现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均衡。

  首先，在经济领域，要解决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存量和增量财富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与产业之间的均衡配置问题，改变过去依靠行政手段向个别地区过度配置的做法，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经济与人文禀赋，对一线城市做减法，以活血化瘀；对有增长空间的中西部地区做加法，以培植利基。同时，在不同收入人群间做公平的税赋调节，以形成合理的财富分布结构。

  其次，在社会、政治及文化领域，要解决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供给不公平的问题；要扭转对少数一线城市和地区与部门的公共资源过度配置局面，利用市场机制和行政手段将新增供给适度向稀缺地区倾斜；要通过各种要素市场来调节供求，明晰政商关系，切断商业腐败与行政腐败的链条；要明晰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解除文化的奴婢角色。

  只有这样，才能寻求资源配置合理、财富分配公平、社会结构和谐、民主法制健全、文化价值健康的均衡发展架构。这既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架构，也是一种和谐、公平、正义，有历史传承与创新的社会人文架构。由此，要解决当前面临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就有着力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