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松绑力度远超预期 券商“杠杆化”经营直面三大挑战

  证监会去年末下发《证券公司业务（产品）创新工作指引（试行）》，被证券公司理解为“动静最大、层次最高”的创新“总动员令”。

  “政策松绑，鼓励创新，允许券商开展除通道之外的业务。从本质上讲，这就是给券商的经营添加杠杆。”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如是表示。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投行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过度使用杠杆，“去杠杆化”之路漫漫。但今日国内券商的发展瓶颈则是杠杆使用严重不足，“杠杆化”经营的过程才刚刚开始。

  证监会近期发布的《关于修改<关于证券公司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标准的决定>的决定》，为全行业约释放出400亿元的净资本。毫无疑问，监管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松绑，为券商的杠杆化经营推开了大门，也给全行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然而，记者在证券业调研后发现，不少券商高管在欣喜之余，也心存担忧。三大潜在挑战的存在，注定了中国证券业快速发展之路并不平坦。

  ⊙记者 钱晓涵 屈红燕 浦泓毅 刘伟

  ○编辑 毛明江

  挑战一

  “容错机制”现反复 创新积极性遇挫

  行业“寒冬”中迎来创新号角

  对于国内100多家证券公司而言，2011年的冬天分外寒冷。一批证券公司出现年度经营亏损，券商亏损家数超过了金融危机爆发时的2008年。

  “大约在今年1月上旬，我们还深深感觉到，券商恐怕要进入史上最严酷的寒冬。”国信证券上海分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券商目前的几大主营业务——经纪、投行、自营、资产管理、机构业务与二级市场的景气程度高度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家已经做好了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

  出人意料的是，监管部门此后释放了一系列放松管制、推动创新的政策信号，这些信号的频率之快、力度之强都远远超出市场预期。

  “整个证券业都充满了变革的气息。”东海证券总经理刘化军在于记者交谈时表示，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走马上任之后，监管部门对于券商创新的推动力度空前，这令即将步入严冬的证券业，重新看到了希望。

  “以前我们是推着监管机构创新，现在我们感到是监管机构反过来推着我们不断走创新之路。”国泰君安证券副总裁刘欣表示，随着未来监管部门的政策越来越宽，券商可以有较大的空间去创新，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业务机会。

  最令券商们感到振奋的，是监管部门针对创新“容错机制”的建立。

  在《证券公司业务（产品）创新工作指引》（试行）中，监管部门提出未来将合理区分证券公司创新失误与违规行为。对于创新中出现的失误和风险，如该创新事项已经监管部门同意，证券公司不存在故意违法违规行为且及时报告、迅速纠正，主动完善创新方案，并平稳有效消除不良后果的，监管部门将不予追究。

  南方某大型券商负责人指出，《指引》的地位相当于本次证券行业改革创新的“纲领性文件”，而文件中提到的“容错机制”，则是整个《指引》的核心。“有了这个条款，我们在创新的时候好比有了保护伞，积极性更高了。”

  种种迹象表明，监管部门对券商的监管思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年前，券商深陷“综合治理”的风暴之中。2004年，证监会启动了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三年间共处置了30多家高风险券商，指导重组了近20家风险券商。“刮骨疗伤”成功地将证券业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但副作用则是全行业的创新动力远远不足。

  “这几年我们突然发现，国内券商的竞争力很难与国外大型投行相提并论，差距是全方位的。”国泰君安证券副总裁刘欣表示，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建立时间短，国内投行在产品多样性、融资手段、交易方式、行业研究等方面都和国际投行有较大差距。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证券全行业总资产不足美国高盛公司的三分之一，净利润只相当于美国摩根士丹利一家公司。在中国金融业100万亿元总资产中，证券公司只占2%。行业实力与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不相匹配。

  “法无禁止，则皆可行”

  “不是我们不想创新，而是政策将券商绑得太紧。”上海某大型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部总经理表示，简单概括几年前的监管思路，是监管部门不允许你做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做。而现在则转变成为，监管部门没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尝试。

  “几年前是多做多错，券商最好的经营策略是不做任何创新。最终导致券商业务陷入高度同质化，缺乏核心竞争力。而现在，管理层赋予了券商创新做大的权利，就看谁能够把握住这次机遇。”他告诉记者。

  在任何时刻，创新总是一项机遇与风险共存的工作。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部分券商高管开始担心，鼓励创新的“新政”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光大证券总裁徐浩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创新要坚持一个原则，即“法无禁止，则皆可行”。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业务，应该就是允许券商做的。“自郭主席履新以来，很多思路都是按照市场化的改革，我觉得这是核心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大家都提创新，过一段时间创新过了头，出了些问题，可能又要收紧。”

  一位券商负责人更是直言不讳。本轮证券的创新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稳定性。如果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政绩工程”，一遇到意外情况又重新全面收紧，那么最终很可能是徒劳无功。

  “我们期待，监管部门积极支持创新的政策是长期的、持续的，以促进中国金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创新中遇到风险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建议在遇到风险和困难时，不要随意对既定政策做出太大、太频繁的调整，以避免证券行业主动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挑战二

  组织形式创新缓慢 协同效应无法发挥

  全链条金融服务商

  至少在现阶段，政策松绑彻底激活了证券公司业务创新的热情。

  “我们正在积极研究开发股票、债券、基金相关的新品种，着重在公司债、资产证券化、绝对收益产品、市值管理、现金管理、股权质押、套利交易、发行和定价方式、做市商、国际业务等方面加快创新。”

  总部位于华东的一家大型券商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完善公司的创新体制和机制，加大创新工作的推进力度，公司已经恢复成立了“创新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各大业务部门的核心骨干组成，主要负责创新政策的跟踪、规划、评审、推动和跨市场跨业务的产品研发、孵化工作。而在各个具体的业务部门，也有专人负责创新工作。

  “现在是谁不创新就落后，未来必然会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东海证券总经理刘化军表示，公司对于创新业务和创新产品非常重视。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创新业务大多需要跨部门合作。为此，不少券商在零售客户部、机构客户部门的基础长成立了私人客户部，在资产管理部门之外成立了财富管理部门。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随着各家券商纷纷加快业务创新，曾经清晰无比的券商部门架构，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这种复杂化的过程，究竟是不是能够形成“1+1大于2”的协同效应，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谓协同战略，即企业通过寻求合理的销售、运营、投资与管理战略安排，可以有效配置生产要素、业务单元与环境条件，实现一种类似报酬递增的协同效应。

  “未来我们要成为综合金融服务服务提供商，要为客户提供全链条服务。”国泰君安证券副总裁刘欣向记者举例道，从前投行部门的一个客户希望上市，券商帮助这家公司完成IPO之后，也许任务就完成了。这实际上只满足了客户在融资方面的需求。

  “除了融资需求之外，客户是不是还有别的需求呢？比如上市公司超募资金是不是有理财需求？非流通股股东限售股解禁之前是不是有市值管理需求？解禁之后是不是有减持需求？减持之后是不是有再投资需求？”刘欣表示，满足客户的这些需求，不仅是投行部门的工作，也需要资产管理部门、经纪业务部门、甚至直投部门的通力协作。

  按照各家券商的美好憧憬，未来券商的能开展的业务类型，能够设计出的产品种类将是现在的数倍之多，各个环节都能产生利润，即便在熊市，也能够实现盈利，日子要比现在好过得多。

  落后的组织结构“拖后腿”

  然而，无数案例证明，许多大企业往往在内部核算的问题上遭遇滑铁卢，以至于无法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不少业内资深人士指出，券商如果无法理顺内部核算机制，落后的组织结构，反倒会成为压制业务创新的最大障碍。

  据了解，目前在大型券商内部，存在这样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客户的特殊需求，更倾向找“外人”解决。

  “例如，某营业部开发的大客户有融资需求，第一选择不是找本公司的投行，而是介绍给其他券商。问营业部经理为什么要不把业务介绍给自己人？答案是既麻烦又没意思——麻烦是介绍给自己人，要从总部走很长的流程，很多时候还没有任何好处，纯粹白干活；介绍给外人，人家感恩戴德，还有佣金返还，人情利益双收。”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

  “坦白地讲，所有的证券公司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手脚捆绑久了，解开绳子之后，就不太知道怎样动了。说句实在话，证券公司现在的阶段，证券公司有创新的迫切需求，但创新的能力、动力、意识和组织配套都不够。”平安证券董事长杨宇翔表示。

  目前证券公司基本模型按照一个个具体的产品线分，比如投行、固定收益、零售。但是，越来越多的东西是跨产品线的，单靠一条产品线是很难完成的，这是组织形式上的重大挑战。

  “多星点联邦制”

  如何克服这个挑战呢？一些券商已经开始了大胆尝试。以经纪业务强劲而闻名国内的国信证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国信是高度放权，而不是一般的放权。”国信证券总裁胡继之强调，国信经纪业务的真正核心内涵是把每个营业部当成一个独立核算的个体，把每一个营业部总经理当作一个“准企业家”。

  “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即‘多星点联邦制’。各个营业部是独立的，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但联邦制有联邦制统一的规则，这是必须遵守的。所有权力划分清楚以后，所有营业部应干的事营业部干，所有该总部做的事总部做。该总部做的一点都不要营业部分摊。”

  在考察过多家知名实体企业后，第一创业证券总裁钱龙海对券商组织形式的创新也颇有见地。“券商要从做项目向做公司转变，做公司就围绕公司最大的战略目标，公司所有的部门都需要围绕公司的战略目标，而不是围绕他们自己的战略目标。”

  钱龙海指出，未来券商的考核机制、激励机制，应从过去分散化的、小团队的模式，走向整体团队考核模式。不管哪个部门，最重要的是看对公司的贡献。

  “比如你创造的收入，无论是为公募基金创造的，还是为经纪业务创造的，都算你的业绩和贡献。你对公司的贡献，最终决定你的薪水和奖励的高低。这也是我们证券行业，从游击战争走向正面战争的组织形式转变。”钱龙海认为。

  挑战三

  银行保险信托加速跑

  巨大差距难以弥补

  争食财富管理大蛋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这是郭树清主席对行业和券商发展提出的新的希望和要求。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券商距离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

  数据显示，在中国金融业100万亿元总资产中，证券公司只占2%，商业银行占据绝大部分，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实力也都强于券商。银行领先券商的远远不只是一两个身位，且有越来越远的趋势。而保险信托等其他金融机构也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力。

  因此，券商改革创新的挑战绝不仅仅来自于行业内部，行业外部的挑战甚至更为艰巨。

  就在几年前，银行、保险、券商、基金、信托还各行其是，彼此之间的竞争并不明显。然而，随着国内高净值人群的不断膨胀，这些金融机构终于在同一个战场展开了正面交锋——财富管理。

  据建设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报告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个人拥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高达6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财富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商机。而其中更有价值的是，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家庭达121万户，其拥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27万亿元人民币，占到个人拥有可投资资产总规模的44%。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不含日本)最大的财富市场。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发展经验，财富管理机构为高端客户提供的资产管理服务，囊括了丰富的个人金融产品以及服务，既要综合考虑客户在证券、保险、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情况，又要分析客户的税务、投资期限以及财产结构等方面，为客户制定长期的投资组合方案。

  显然，国内资产管理业务发展仍未达到上述的水平，只有一些大型银行凭借其丰富的客户资源和产品优势，创建私人银行部，较早涉足财富管理业务并奠定了基础；其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也纷纷加入到此行列中。

  目前，凭借得天独厚的渠道优势，不少私人银行开始向客户推荐股权融资、PE投资等属于资本市场领域的产品，对于，证券公司束手无策。

  “从长远来看，以银行为代表的其他金融机构，未来将成为券商的强劲对手。”东海证券总经理刘化军表示，券商想要赶超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就必须设计出自己独有的产品，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不断开发不同风险收益比的产品，并寻找到相应的投资者。

  创新需外部金融生态助力

  招商证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王岩表示，目前我国内地证券公司业务主要是经纪、投行等通道业务。无论是业务品种还是经营规模，不仅与国外大行差距巨大，与在我国香港经营的中资券商也存在较大差距。

  他介绍说，香港中资券商的业务范围包括财务顾问、企业融资、收购兼并、机构销售、投资服务、投资研究、定息收益、衍生产品、资产管理、直接投资、过桥贷款、私人财富管理、杠杆及结构融资、商品交易等在内的全方位投资银行服务。在二级市场上向客户提供孖展融资、新股融资、二级市场配售及全球期货等服务，以及备兑权证、牛熊证、期权、期货、利率、汇率、结构化产品等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创设、做市和交易等。

  对于内地券商而言，通过香港市场学习新业务，有天然的优势，这些业务中，很多都是内地证券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赶超其他金融机构的有力武器。

  “证券行业的创新，不仅仅是证券行业本身的事情，它需要整个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持与配合。”王岩强调，比如创新基础金融产品方面，需要有丰富、多样的基础金融产品和风险对冲工具，为创新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基础产品支持。

  同时，还有投资者方面，需要培育一大批合格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入市，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客户基础即投资者群体。

  另外，在监管方面，需要在整个社会特别是整个金融监管体系范围内推动体制和制度创新，共同营造宽松的创新发展环境；有效的市场服务方面，需要提供简便、高效率的服务，为创新产品提供便捷的交易市场。

  “我认为，证券行业的创新必然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并最终推动整个行业的向前发展。”王岩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