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尽管我本人也在国内某商业银行做过几年基层业务，尽管后来的研究工作也多次涉及国内商行，但对于“银行暴利”这个词，还是在最近舆论界热议下开始关注的。因为学术界对于暴利从来就没有统一的量化指标，于是就有学者引用美国商业银行的数据作对比分析，结论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回报率远高于美国。由此可见，中国商业银行暴利问题确实存在。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美商行之间如此巨大的差距，这些学者并没有给出符合科学逻辑的理由。

  在那些中美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对比分析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垄断”这个词。垄断确实是暴利的根源之一，但在中美的对比分析中，这个结论并不具有说服力，原因就在于中美两国金融体系的本质区别。

  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市场主导性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包括融资在内的金融交易主要靠市场驱动。从传统意义上的融资活动看，商业银行并非主导渠道，也就是说融资者更多地可以依靠资本市场完成融资。随着现代金融市场风险的不断聚集，美国商业银行很多时候并不想承担贷款风险，于是就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资产证券化的趋势：商业银行把大量（有时甚至是全部）包括贷款在内的资产业务打包上市（或者发行信托计划），最终只赚取远低于存贷利差的手续费。

  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总体上讲，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是接近于银行主导型的，即融资主导方式是商业银行间接融资。而且，由于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就算商业银行想推资产证券化，也没有可实施的环境，这就造成了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高度集中在高风险的存贷利差上。我这儿就有一组数据，美国五大商业银行收入平均70%以上来自中间业务；而截至2011年底，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是，大型银行在15%至20%，中小型银行只有10%左右。中间业务收入（想象一下手续费）绝对值肯定比存贷利差要小得多，美国商业银行绝对收益水平低于中国商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更能反映问题的是中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的巨大反差。由于大批量的资产证券化，美国商业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大大降低了，因而客观上也压制了其绝对收益水平，这是符合金融市场运作规律的。中国的商业银行由于承担着经济社会绝大部分融资风险，因而也造就了相对较高的绝对收益水平，这同样符合市场规律。但不同的是，美国商业银行在控制住风险的同时，利用资本市场其他金融工具获得的收益与其所剩风险的匹配关系使得这些商行的市值并不低；而中国的商业银行由于风险无法有效对冲，加之新兴市场经济、转型经济的不确定性，市值因此就不高。这就是资产组合理论所说的价值是收益与风险匹配结果。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人不习惯这种思维方式，只关注单一变量，结果自然是盲人摸象。

  要消除不合理的银行暴利现象，就必须在增加融资渠道、丰富风险对冲手段上下工夫，而这就不可回避要牵扯到资本市场的建设问题。一说到资本市场，很多人往往首先想到股权融资，而实际上与股权融资同样重要的是债券融资和信托计划，尤其是信托计划对于将商业银行间接融资方式转化为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方式格外重要。

  强化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的意义，不仅限于拓展融资渠道本身，也不仅仅在于丰富对冲手段。当以市场为主导的渠道丰富起来以后，利率市场化就不再是一句空话。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暴利除了聚集的风险过多以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主观定价对信贷价格的扭曲。除了票据贴现等极少数业务之外，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资产业务就是信贷，而贷款利率至今仍是政策定价，这种做法的弊端有两个：一是对于高于政策定价上限高风险用户，由于商行无法得到足够的风险补偿，因而常常受到冷落，更招致了公众情绪的普遍不满。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商业银行的一个变通方法就是变相收费，比如莫须有的“咨询费”等，于是又造成了金融服务收费不合理的问题；二是对于低于政策定价下限的，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并不大，因而政策定价实质上是商业银行得到了所承担风险之外的超额补偿，这也是所谓暴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而市场定价的最大优势恰恰在于让风险补偿回归到市场认定的合理水平上，这既可以避免中小融资者的资金缺口，又可以消除商业银行的不正常收益水平。

  还有一点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问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服务收费——无论是政策标准还是约定俗成——都有垄断成分在里边，这是由服务手段（其实就是金融产品）稀缺性造成的。很多客户需要的金融服务必须通过海外市场操作才能达到预期效果，而具有海外业务关系的金融机构也就那么几家，这种环境下想不让银行垄断都不可能，怎么可能消除垄断利润？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唯一出路就是消除服务手段的稀缺性，也就是加紧建立健全我们自己的金融产品体系，并吸纳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让金融服务领域也变成一个即便不是充分竞争但也必须是竞争的市场。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