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开江

  在经历了短暂回落后，近期豆制品、食用油、洗发水等日用商品再现普涨，最高涨幅达25%，原材料、运输费、人工费等上涨导致成本增加成为近期通胀卷土重来的主因。无疑，高物价很难在短期内真正见顶回落，货币政策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在控通胀与促增长之间努力寻找最佳均衡点。

  按照形成机理，通胀一般可划分为需求拉上型、成本推进型、结构型和“小国型”（没有商品定价权，容易导致输入性通胀）等多种形态，通胀类型与一国经济结构及其发展阶段紧密关联。目前我国的通胀是多种类型的混合体，这决定了控制通胀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我国，伴随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而来的巨额货币释放，外贸顺差形成大量外汇占款导致的物价上涨等需求拉上型占了主要部分。表面看，在目前经济结构转型期，固定资产投资已大大压缩，以欧债危机为主因的全球经济萧条使得外贸顺差逐步缩小甚至变成逆差，外汇占款快速下降。通胀下行似乎没有太大疑问。但仔细分析经济结构转型的艰巨性，会发现问题远非那么简单。

  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说，要使经济增长逐步摆脱过度依赖外需的模式，就必须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但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财富两极分化较为严重，边际递减效应削弱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说，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在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方面缺乏真正的核心技术。日本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发展经历告诉我们，经济转型须有坚实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支撑，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深厚的基础理论，以及顺畅高效的基础理论向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的转换体系，而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积累和准备还很不足。鉴于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动力还得依靠半粗放模式的投资拉动和出口增长，这决定了高物价态势还将继续。

  此外，人口红利渐失、游资兴风作浪、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商场销售模式缺陷导致的不利后果都构成了较大的通胀压力。我国已接近“刘易斯拐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成为长期持续存在的现象。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类消费项目影响最为直接，另一方面，在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工资占企业生产成本比重较高，利润消化成本高，工资上涨必然导致企业成本相对上升。产品出厂价必然会传递给下游终端产品，从而引起大范围物价上涨，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

  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成本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负担，进而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终端消费价格有着重要影响。统计显示，中国国内商品价格含税量高达35%以上，过高税收负担已成高物价的重要推手。无论从财政支出分析，还是从实际现象观察，地方政府在整体上存在行政成本过高的现象愈演愈烈，人、楼、车、钱、能五个方面的过度浪费是当今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寻租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至30%，过度浪费，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还大大降低了政府在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行政成本增加，行政效益降低。

  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正在民间形成，过多的购买力需要寻找出路，但以往投资首选的房地产处于调控阶段，股市处于低迷状态，其他投资领域的限制总体上尚未打开，因此资金大量集中在消费和投机上。加上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及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致使一些游资将触角伸向部分小市值农产品。通过控制农产品生产链上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制造信息陷阱，操纵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舆论导向，造成生产和消费两端的供需价格错觉，拉大供需价差牟利。

  国内高物价也与很多商场的经营模式存在一定关系。中国的百货商场实行联营制，联营制商场与品牌商或代理商合作，商场从每笔成交金额中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提取利润。这种百货供应的制造商—品牌商—中国总代理（可能之前还有个大中华区或亚洲总代理）—分级代理—商场的结构，完全是金字塔层级，每层都要加价，虽然商场是终端环节，但商场并不需要花钱购入商品，并且成交价越高其抽成利润越大，所以根本没动力去压价。在销售环节，联营制商场不用采购、不占库存、不必损耗、不用占流动资本、不支付营业员薪金，扣除水电物费用后就是净利润，所以联营制商场不在乎定价高，反倒是价格越低其抽成越少。所以说，联营制商场的广泛存在是中国销售渠道畸形，并进而引发高物价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由上述分析可知，遏制高物价，改革政府工作方式，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和税收，有很大的调整余地。另外，在改变商场经营模式、理顺流通环节，控制游资炒作方面加大监管力度，也能在短期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加快对科技创新的奖励和真实性鼓励，加快基础科学研究，也能为将来的科技革命奠定基础，进而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低通胀增长夯实基础。

  （作者系国信证券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