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夫

  在改革开放历经了几番风雨之后，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深水区之后，围绕着下一轮改革到底要改什么、怎么改等问题，近年来有不少讨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各方意见纷呈，有些观点分歧还不小。这里暂且不论。从30多年来的实践和遗留问题看，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是下一轮改革无法回避的。

  这四个问题可以用“一、二、三、四”四个数字来表示。一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做出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民众追求个人财富的权利还给了民众。二是非均衡发展积累了巨大财富，但二元经济的问题也更为突出，财富分配矛盾加大。三是为发展付出的自然环境、社会道德、历史文化等三大代价也日益凸显。四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大建设”出现不协调的短板现象。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把民众追求个人财富的权利还给民众”，这是改革开放诸多决策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变革。了解1949年以后的历史的人都知道，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中国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造，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有化。到1978年之前，中国城乡中仅有极少数规模很小的个体工商户在做着拾遗补缺的经济活动，这部分人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在一些农村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政策，其核心却是“把老百姓追求个人财富的权利还给老百姓”。这种“还权于民”的做法，是引起以后一系列制度变革的基础，也是古今中外承平时期最有效的治国之策。因为老百姓只有在经济上自主了才有其他发展。因此，这是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需要在新一轮改革中发扬光大。

  其次看二元经济问题。在前30年的改革开放中，有一条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这在当时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因为经过“十年动乱”，到1978年中国经济已处在崩溃边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试点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才能走出困境。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30年所走过的路，显然是一条不对称的非均衡发展之路。它刺激了民众追求个人财富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长期施行这种非均衡发展策略，也强化了二元经济的矛盾，造成了对存量财富和增量财富在城乡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分配的严重不公，造成了资源的错配和经济结构的扭曲。

  再来看三大代价问题。在前30年的发展中，由于中国经济的禀赋特征，尤其是资源和人口特征，再加上起点低，处在产业链低端，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以资源与环境代价以及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藉此，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30年的高速发展，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举足轻重的成就。这些成就无可否认。

  然而，从近年来的比较看，为此付出的环境与资源代价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土壤、水到空气，从矿石资源到生态资源，代价无所不在。此外，社会碎片化、道德意识解构等问题也正在困扰着社会。而对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认同在许多方面出现的迷离，更在精神层面上影响着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经济走向。这后两大代价虽然无形却力量巨大，可惜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最后看四大协调问题。在前30多年的发展中，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这“四大建设”的协调性是不一样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1987年，为了集中精力抓经济，“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号。这“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经济建设有了长足发展，而后三项建设由于涉及更高层次的改革，同时也存在着与经济建设的协调性问题，因此相对来说日渐滞后，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政策措施明显强化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停留在用行政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旧思维中，凸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短板和迫切性。

  综上，这四大问题是实实在在摆在面前需要正视的，是需要以务实的态度和理论勇气进行科学探讨的。在当前，尤其要保护好“还权于民”的发展动力，以及处理好财富分配的现实问题。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有规则、有秩序、有法制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会开出新局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