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和希腊上周末分别举行大选，现年58岁的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弗朗索瓦·奥朗德当选法国第24任总统，这也是密特朗1995年卸任以来的首位社会党总统，法国政治“向左转”的趋势确立。奥朗德反对此前采取的紧缩政策，主张在欧盟的“财政契约”中适当增加支出条款来刺激经济，他的当选，反映出法国选民对于紧缩政策的日益不满。与此相似，希腊支持此前纾困方案的两大政党席位也遭到大幅削减，这将导致希腊难以组成持久的执政联盟。鉴于反对党的竞选纲领中包含了希腊应作单方面债务违约和退出IMF/EC的救助计划的内容，希腊局势将变得更为复杂，将大大削弱欧元区的稳定性。

  就短期看，由于左翼势力抬头，整个欧洲在财政政策上可能出现重大的不一致，将直接导致近一段时间欧盟在经济援助问题上摇摆不定。在希腊和法国的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其他欧洲国家无论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都会异常关注由此可能产生的蝴蝶效应，进而在紧缩问题上调整各自此前的立场或者说辞，整个欧洲的财政紧缩政策可能出现相当程度的调整。

  受到这一系列消息的刺激，昨天欧洲资本市场大幅波动，欧元兑美元早盘一度跌破1.30关口，而德国股市更连续两日大幅下跌，近4个交易日最大回落幅度近7%，法国CAC40指数逼近年内新低，距3月时创出的3600点高点下挫达14%之猛。

  看欧洲资本市场的表现，似乎这种紧缩政策的预期改变并不受到投资者的欢迎。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动荡更多是对短期政策摇摆的担忧，因其可导致经济遭遇更大的下滑可能。至于紧缩政策的改变是否会使得欧洲的前景变得更为黯淡，恐怕是另一个值得细究的问题。而回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欧美经济表现，财政紧缩或许并不是解决欧洲问题的出路所在，这一政策方向的调整，对于欧洲和全球经济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和美国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取向上有着极大的不一致性，对于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政策，欧洲趋于保守，美国则动用货币和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成长。4年来，两者之间截然不同的经济表现已经验证了，保守的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绝非是经济遭遇重大危机时能行之有效的方案。相反，由于财政紧缩政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成为欧盟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欧盟必将因此而付出政治和经济上的沉痛代价。

  在货币政策上，由于经济体自身的不平衡性，欧洲在降息问题上始终举棋不定，一直将通胀而非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德国等经济强国过于重视防通胀，致使欧元区利率一直偏高，加重了希腊等经济弱国的负担，这是引发欧债问题的诱因所在。而在希腊违约问题显现之后，欧盟又通过经济援助对希腊施压，逼迫其采取大规模财政紧缩政策。然而，由于财政紧缩使得经济加速下滑，希腊的债务难题不仅没有如财政紧缩政策鼓吹者预期的那样出现好转，反而情形更加恶劣，其他债务较高的欧洲国家也遭遇同样问题，失业率大幅上升，经济数据一落千丈，选民的不满情绪高涨，也正是这一因素的集中体现。

  相比之下，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取向对于经济的正面效应就体现的较为明显。虽然美国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主发源地，但由于伯南克针对性地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政府在财政政策上也偏于增长取向，因此，虽然美国经济并没有快速回升，但整体趋势却远比欧洲稳健，这一点，对比两者之间截然不同的失业率以及其他的经济数据，不难得出结论。

  之所以紧缩政策在经济危机时期不可行，是因为所有的财政紧缩政策所做出的赤字能够因此而削减多少的预测结论，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刻舟求剑或是缘木求鱼。因为财政紧缩本身所带来的GDP的降幅以及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下降，将会远远超出赤字因此而减少的部分，从而使得财政越紧缩，经济下滑越明显，赤字不减反增，不仅民众因此痛苦不堪，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因此大幅削弱，最终只有通过政府破产或者是政权更迭，来实现经济的触底反弹。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恐怕并非此前主张紧缩的经济学家以及政府所愿。

  财政紧缩绝非欧元区的出路所在，法国和希腊的大选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否定了这种做法。在适当财政自律的同时，加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或许才是解决欧元区目前经济困局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法国和希腊的选民意愿，能够警示其他此前固执己见的欧洲国家领导人，使其在紧缩立场上有所松动，未尝不是好事，只不过，对于这种转变，资本市场可能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接受过程。

  （作者系东航集团财务公司投资部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