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增长方式转变(1950-2010)
我国近30年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四个方面。这四方面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资结构失衡。
⊙董志凯
发展经济学家早已指出：当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开始启动并开展起来以后，相应地就必然要伴随以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和变动，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变动，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吸收，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和中小城镇的兴起，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扩展及其模式的选择等等问题。这就必然要涉及所有权、使用权、分配理论以及资源配置理论的领域，而这又必然要牵涉到伦理标准、价值判断原则等等所谓社会福利问题（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
近年来，总结世界经济史的教训，又有人提出了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往往集中爆发，极易出现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2010年人均GDP超过3600美元。正是上述分析中的问题与矛盾集中多发阶段。我国在经济总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矛盾突出表现在结构上。
我国新30年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四个方面。这四方面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资结构失衡。下面仅就此作一概要分析。
一、产业结构失衡
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尽管我国近年来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上涨很快，2000年以来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已超过投资总额的50%，2009年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率已超过第二产业。但是第三产业的投资中，大量资金用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投资于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仍然偏低。
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2．5％，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3％，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46．1％。尽管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3700美元，已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但是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3.4％，低于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的平均水平。我国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尤其如此。
另一方面，2010年以来，以“热钱”的形式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进入房地产市场。流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热钱”可以通过参与炒高房屋资产价格获取资产升值与套汇的双重收益。在世界金融战争的环境下，我国对房地产投机性投资导致的高房价问题，不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的扭曲，也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
二、需求结构失衡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和动力源泉。判断一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般看两个重要基准：一是看三大需求对一国总需求的贡献；二是看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GDP)对一国总GDP的贡献。在三大需求中，前两项往往体现为内需，第三项体现外需。
1994年是划分中国内外需关系和动力转换的分界点。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内需驱动为主向内外需共同驱动过渡。从外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来看，1994年和2002年上了两个大台阶。1994年之前外需贡献偏小且很不稳定，绝大多数年份低于20％；1994年之后外需贡献快速上升。2002-2007年的6年间我国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到40％，2004-2005年甚至接近50％。
从外需占总需求的比重来看，1994年之前基本在10％左右，1994年前后开始接近20％，2002年超过20％，2005-2008年接近30％，2009年有所回落。1994年汇率改革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扩大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在中国外贸数据上体现明显。
从需求本身来看，内需始终是我国的需求主体。2000-2009年年均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为75.47％，但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80.6%降至2008年的72.6%和2009年的76.3%。外需同期年均占总需求的比重为平均为24.53%，但呈增长趋势，由2000年的19.4%升至2008年的27.4%和2009年的23.7% 。
同时，外需在我国总需求的比重与对GDP的贡献呈现剧烈波动状态。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前，外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度较高。2002-2007年，年均内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9.8％。但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外需对总需求的作用急剧成为负数，2008年为-0.9%，2009年为-83.3%。足见我国需求结构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之大。（详见附表）
三、要素投入结构失衡
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制造业链条的中低端。我国铁矿石、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等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的比重，明显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部分主要工业品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0％-50％。同时，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也很大，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巨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中国大学生毕业创业率低，创新能力不足，学习内容中毕业后没有用的知识较多，创业和创新能力都较差。
四、劳动力就业结构失衡
2008年，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率近40%，其增加值比率只有11.3%，也就是说，农业占全国2/5的劳动力，却只创造和分配了1/10多一点的国民生产总值；而第二产业就业比率为27.2%，其增加值比率却为48.6%，工业只有1/4多的劳动力创造了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持续下降，是工业化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过慢，农业生产增加值下降过快，其结果，就是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和劳动力收入之比会持续拉大。
上述四个方面的结构失衡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已经凸现。因此，“十二五规划”提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要求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协调拉动的各个环节上，投资是关键环节。投资是导致各项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五、投资结构失衡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导致上述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资结构失衡。
首先，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来，我国投入房地产开发的资金陡增。由1990年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5.6%上升至1995年的15.7%。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总值大幅度增加的基础上，2010年投入房地产开发资金的比重达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值的17.35%，绝对值为2010年的9.68倍。
与此同时，大量民间资本远离实体产业投资，而投入房地产市场投机，进一步炒高房价，影响了实体经济的金融链条。2011年，虽然受到“最严厉”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影响，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份额进一步加强。前8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7781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9％，高于“十一五”年均20．3％的水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33．2％，超过“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24．4％的速度8．8个百分点。
这表明，一方面，虽然受限购政策的影响，但限购名单以外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热情和全年1 000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刺激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维持了房地产投资的稳定；另一方面，对于非房地产投资以外其他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则面临整体信贷偏紧和投资环境恶化的局面，投资增长点缺乏，投资动力受到抑制。今年前8月，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仅为23％，低于“十一五”时期年均26．7％的增速。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土地资源的价值逐渐凸显，成为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部分地方政府把一部分基础设施项目交给开发商承担，其建设投资费用经过折算，用土地来支付，以地价来抵补。至2008年中，地方的土地出让收益大都超过财政预算的1/3，至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76.6%。
在土地财政的诱使下，出售土地、扩大房地产投资形成浪潮。由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一些农业经济学家的计算，这个差价达到20万亿元至30万亿元，按规定，土地出让金的纯收益至少要有15%用于农村，分配要向农村倾斜，但实际上多被用于城建开发，失去监管的土地出让收益，成了“炒高”地价的“罪魁”，导致土地违规事件频仍。
自1990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呈迅速上涨状况。由1990年的253.3亿元升至2000年的4984.1亿元，而至2010年，即陡升至48267.1亿元。1995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总投资额的比重一直在20%左右，其中，2004年房地产投资占比22.29%为近十年最高，2007年房地产投资占比为21.52%，为近5年最高，而这两年中国经济都出现了一定过热的迹象。
在房地产土地迅速扩张的同时，房地产业毛利润高达55.72%，2010年直接涉足房地产的上市公司达802家，35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泡沫为29.5%，北京按揭贷款月度偿付率超过100%，绝大多数城市偿付房贷压力巨大；经济出现房地产化。早在2001年中央1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曾指出，为稳定农业，稳定农村，中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但不少地方为推进规模经营，对于引进工商资本经营农业仍很热衷。
在这股“流转热”中，一部分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流转，是为了暗渡陈仓，曲线解决日益突出的城市建设用地紧张问题。一些公司企业借助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大肆圈占农民耕地，出现了土地流转价格过低，流转期限过长等情况，有的还违反土地用途管制规定，擅自改变用途，使流转的土地呈现“非农化”、“非粮化”等现象，危及粮食安全。在土地与资本金两个方面形成掏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危机。这是导致上述四类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其次，许多地方建立和形成的支柱产业缺乏专有优势。各地凭借雄厚资金实力，集中采购进口设备，快速形成生产能力。这种生产模式由于进入门槛低，容易造成产业选择趋同，相互竞争激烈，相互攀比，过度投资，自相竞争。一些地方的钢铁行业、电器行业、汽车行业、风能发电行业、软件行业的发展，都基本属于这类模式。
第三，教育与研发投入中存在结构问题。导致中国的经济总量与质量和竞争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21世纪以来，教育和研发投资明显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越来越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国的研发投资开始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但是高质量的技术工人培养不足，新技术转化为产能的投入不足，有些技术甚至夭折在摇篮里，一些创新企业也很难壮大。
第四，高耗能行业投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从去年的情况看，随着上年末冲刺节能减排政策影响的逐渐消退，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有所反弹，带动相关投资回升。至8月，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同比增长17．5％，远高于年初10．9％的增长水平；高耗能行业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达到13．6％，较年初提高0．9个百分点。高耗能行业投资的回升延缓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剧了节能减排的压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因篇幅关系，文中相关文献注释从略）
附表：1983-2009年中国三大需求的比重与贡献
单位：％
| 三大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 | 三大需求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 |
| 年份 | 内需 | 外需 | 内需 | 外需 |
| 最终 | 资本 | 内需 | 出口 | 最终 | 资本 | 内需 | 出口 | |
| 1983 | 62．0 | 30．6 | 92．7 | 7．3 | 59,9 | 37．9 | 97．8 | 2．2 |
| 1984 | 60．3 | 31．3 | 91．6 | 8.4 | 49．0 | 35．7 | 84．7 | 15．3 |
| 1985 | 57．9 | 33．5 | 91．4 | 8．6 | 43．7 | 46．4 | 90．1 | 9．9 |
| 1986 | 57．1 | 33．0 | 90．0 | 10．0 | 48．7 | 28．3 | 76．9 | 23．1 |
| 1987 | 56．2 | 32．1 | 88．3 | 11．7 | 4-7．9 | 24．0 | 71．9 | 28．1 |
| 1988 | 56．3 | 32．6 | 88．9 | 11．1 | 57．0 | 36．5 | 93．6 | 6-4 |
| 1989 | 56．8 | 32．2 | 89．1 | 10．9 | 72．5 | 21,8 | 94．6 | 5．7 |
| 1990 | 54．8 | 30．6 | 85．3 | 14．7 | 21．5 | 3．6 | 25．1 | 74．9 |
| 1991 | 53．9 | 30．1 | 84．0 | 16．0 | 45．8 | 25．7 | 71．5 | 28,5 |
| 1992 | 53．0 | 31．1 | 84．0 | 16．0 | 46．8 | 37,7 | 84．5 | 15,5 |
| 1993 | 50．3 | 36．1 | 86．4 | 13．6 | 34．0 | 66,8 | 100．8 | —0.8 |
| 1994 | 47．6 | 33．1 | 80．7 | 19．3 | 31．7 | 15,5 | 47．2 | 52．8 |
| 1995 | 48．2 | 33．4 | 81．7 | 18．3 | 55．2 | 37．0 | 92．2 | 7．8 |
| 1996 | 50．5 | 33．1 | 83．6 | 16．4 | 81．5 | 28．4 | 110．0 | —10.0 |
| 1997 | 50．5 | 31．4 | 82．0 | 18．0 | 50．8 | 10．7 | 61．5 | 38．5 |
| 1998 | 51．5 | 31．3 | 82．8 | 17．2 | 68．7 | 28．6 | 97．2 | 2．8 |
| 1999 | 52．0 | 30．8 | 82．9 | 17．1 | 58．3 | 25．2 | 83．5 | 16．5 |
| 2000 | 51．5 | 29．2 | 80．6 | 19．4 | 45．6 | 11．7 | 57,3 | 42．7 |
| 2001 | 50．9 | 30．3 | 81．2 | 18．8 | 43．7 | 44．2 | 87．9 | 12．1 |
| 2002 | 48．7 | 30．9 | 79．5 | 20．5 | 29．2 | 36．2 | 65．4 | 34．6 |
| 2003 | 44．7 | 32．2 | 76．9 | 23．1 | 17．9 | 41．2 | 59．2 | 40．8 |
| 2004 | 41．5 | 32．8 | 74．3 | 25．7 | 17．8 | 37．1 | 54．9 | 45．1 |
| 2005 | 40．4 | 31．7 | 72．1 | 27．9 | 30．9 | 22．9 | 53．7 | 46．3 |
| 2006 | 38．8 | 32．0 | 70．9 | 29．1 | 27．7 | 34．3 | 62,0 | 38,0 |
| 2007 | 38．2 | 32．2 | 70．4 | 29．6 | 32．1 | 33．9 | 66．0 | 34．0 |
| 2008 | 38．1 | 34．6 | 72．6 | 27．4 | 36．4 | 64．5 | 100．9 | -0．9 |
| 2009 | 39．6 | 38,7 | 78．3 | 21．7 | 68．2 | 115．1 | 183．3 | -83．3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l982～2009年》，《2009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1985～2009年》。转引自任泽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内外需双轮驱动》，载《发展研究》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