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 ○主持 于勇

  最近，英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系列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文中断言,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来说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有人甚至预言，“中国崛起”有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

  与我们一般对工业革命的划分不同，《经济学人》文章中所指的头两次工业革命是十八世纪后半叶以英国纺织机械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指以数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应用为代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还有人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他们把新能源和互联网之间的结合看成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提出了能源互联网的新概念。

  这场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不断地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新生产工艺能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这两大特点都会使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制造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种可能的趋势是，过去为追逐低劳动力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很快移回到发达国家中去。最近的一些调查显示，已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到美国。把“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又“内包”回发达国家的企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趋势。

  国外有人认为，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国将是这一场新工业革命的最大受害者。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已经越来越不具竞争力。而在新兴的领域中，由于大量的外资企业要迁回本国，这将使中国制造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不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时再次被甩开呢？

  这是一个硕大的题目，需要全民族的智慧来讨论，来解决。除了需要不断地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各个层面上的改革, 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之外，我认为以下几个关键点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抓教育。新的工业革命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当前的以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真的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改造出一批，创建出一批能够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有全新机制的教育机构来。

  第二是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创新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目前各地都提出了要建立创新型社会。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创业环境还较差。从对青年人的普及创业教育，到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以及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都很不够。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以及高科技企业上市这些支持创业的产业链，在我国只能说是刚刚形成，还远未成气候。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创业，打造一个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理顺创业板市场，是我们能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 在新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 政府要及时转变角色，否则很容易好心干坏事，在不知不觉中阻碍了企业的转型。在工业革命中企业将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一大批传统的企业、传统的行业要被淘汰。有死才有生。在我国，政府特别有可能会去帮助那些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落后国有企业和近期内能提供很多税收的旧行业，结果反而是人为地阻碍了企业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追求增长速度，热衷上规模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正好与小型化、个体化、多样化的新工业趋势相悖。对于新兴行业，政府习惯于直接选择赢家，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支持他们认为是好的新技术。但是，在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征的新市场中，政府的运营机制很难适应瞬息多变的技术与市场。在新工业革命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大课题。

  在前两次的工业革命中，我们中国没有赶上，被甩在了发达国家的后面，结果是落后挨打了上百年。俗话说，事不过三。 在这一场刚刚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 我们不应该，也承受不起再次被甩开的后果。在这关系着子孙后代的幸福、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我们只能迎接挑战，没有更多的选择， 更没有退路。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