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年初确立的基调是：稳中求进。现在，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说明“增长”问题十分突出，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需要保持在某个水平，不能下降。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出台更多、更大力度的刺激措施。

  会这样吗？

  事实上，从4月经济数据出炉后央行如期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看，已显示了这一点。对央行此次降准的时机，虽然市场人士有不同评价，但央行在4月经济数据公布后才宣布降准，且生效日期放起5月18日，反映了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形势时是很谨慎的，宁愿经济增速放缓一点也要加大对通胀的控制力度。从这一点来看，今年货币政策不可能很激进。

  然而，也可以对央行的“谨慎”做另一种解读，不排除央行在外围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情况下，突然降息。对此，一些国际机构就预测中国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会有两次降息。

  央行降息的机会是存在的，因为除了物价涨幅有所减小外，4月其他经济数据尤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却超预期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从前3月的20.9％回落到前4月的2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3月份的15.2％回落到4月份的14.1％，出口增速从3月份的8.9％大幅回落到4月份的4.9％，进口同比增速也仅为0.3%。特别是新增贷款，创出年内低点，只有6818亿。这些数据凸显出当前国内经济内需疲弱的趋势，对市场的信心影响非常明显。

  另外，中国一季度增长率只有8.1%，环比大幅下降0.8个百分点，这个降幅确实有些过大，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的增长率在8.3%—8.5%区间，这表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下滑通道的中国经济并未如预期那般走出一条缓慢回升的曲线，经济疲软态势延续甚至加剧。尽管很多人士曾预测中国经济会在一季度触底，从二季度开始，走向一条缓慢回升的道路。

  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当然是外围经济形势主要是欧洲经济受欧债危机的拖累影响复苏的进程大大超出外界的预计。希腊最近三党连续组阁失败，议会已宣布重新选举，这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大增，假如不幸实现“预言”，对欧元将是沉重打击，欧债危机不但在近期无望解决，而且极可能在最近一、二年都解决不了，从而势必拖累欧洲的经济复苏。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经济的不振无疑对外贸有很大影响，所以中国出口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如果说出口下降受制于外因，那么，进口增速以及新增贷款的下降则主要出自内因。一般来说，企业开工很足，对资金的需求旺盛，进口也就会跟着增加。而进口增速下滑，信贷需求下降，典型地表明了企业没有积极性去发展生产，因为它们生产的产品也卖不出去，与其做无用功，不如停产或减少生产规模以节约成本。产品为什么卖不出去？除外需不足外，最主要的就是内需即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根源，是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不快或没有增长。

  因此，中国经济的问题最终要回到现有的增长模式里去寻找。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几年里有高速增长，但还是一个人均低收入的经济体。长期的低收入再加上预期不乐观，导致人们不敢去消费。消费不振，这在过去可以靠加大投资，刺激出口来弥补，但现在当这二者的刺激效果递减甚至消失后，中国经济的疲弱就几乎是注定的。

  所以，这次经济下行的时间可能会拖得比较长，至少在近一、两年里，看不到好转，因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除投资的短期效应明显，因而政府还有作为的余地外，出口和消费都不是短期刺激能够见效的。因为对消费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收入的提高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当然，从调结构，促转型而言，低增长并非坏事，只要经济下滑的速度不是跳跃式的，幅度不是很大，反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

  可人总是实际的，尤其是地方的财政压力及就业压力极可能使其难以适应低增长的环境，从而倒逼中央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从当前全国很多地方曲线放松房地产调控来看，这样的苗头已经出现。若考虑今年的其他因素，不排除在5月数据出来后，相关部门会加大各方面的刺激力度，从而使稳增长事实上变成保增长。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