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履行证监会主席职务已经半年有余，所作所为，市场各方有目共睹。作为一个具有经济理论学术背景且在中国金融改革实际工作第一线浸淫多年的技术性领导，郭主席重构市场顶层设计的决心是巨大的，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节奏与预期因此也频频超出市场预期。从沪深两市主板市场的退市细则的推出，减免股市交易费用，到新股发行制度的再改革等等，这些政策、举措，应该说都是对症下药的，只是对“先天不足”，“后天也没补足”的沪深股市来说，这一剂剂“猛药”的药力或许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发挥出来，因为所要解决的是既要治标，更要治本的根本性问题，不可能立竿见影。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初，沪深股市设立伊始，首要考虑的是为国企脱困融资，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你自然无法期待A股市场会成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和社会财富的凝聚之地。在之后较长的时间里，在多种因素的挤压下，沪深股市一直在带病运行，好不容易通过了股改，一举解决了国有股无法流通的超难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了沪深股市的全流通。但随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股市大扩容，新股发行“三高”不退，二级市场于是沦为了一级市场的“造血机器”。另一方面，A股也成了市场上大小非们的造富机器，开始“批量”制造亿万富豪。，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还是因循守旧，不断推出所谓的“救市”政策，拖得一时就是一时，那么这个市场就只不过是一个为利益集团攫取大众的利益提供了一个更为便利的平台而已。这样的市场，无论如何是承担不起创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功能的。因此，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加以改造，任何修修补补的措施，或者运动式的打击追究，都已无济于事。

  健康、有序的市场运行，依靠的是不断完善的制度和勤勉及时的严格监管。说穿了，金融创新与发展的关系，就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你追我赶此消彼长的关系。由西方发达国家股市百余年的金融监管实践可知，从来不存在一种可以杜绝一切欺诈的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有人在贪欲的驱动之下，尝试去钻制度的空子，去攫取灰色乃至黑色的利益，而应对之道，便是以制度上的不断完善和演进，不断根据金融市场上交易手段和交易品种的进步，提高和完善自身的监管专业水平，贯彻国际间合作，避免监管套利。另外，及时依靠加大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和违法犯罪的成本，一方面起到事后惩戒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用严重的惩戒对其他不安定的因素起到震慑作用。

  回顾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沿革，由于特有的国情和历史因素，相比股市的快速发展势头，制度建设确实有一定的滞后，但是这个因素确有可能迅速得到改善。只要决策层下定了决心，以极强的力度深入推动中国股市的制度建设，譬如现在市场正在见证的，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是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到较大成效的。不过，从沪深股市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历史看，笔者以为，更大的问题还是如何在执行层面，也就是如何坚持原则来落实这些制度使之尽力达到原有设计所期望达到的效果。简言之，眼下沪深股市最大的症结，不在于缺少治愈顽疾的“药方”，而在于能不能不讳疾忌医地把治病的“苦口良药”吃下去。能不能有取信于投资人的执行力，才是真正的问题核心。

  古往今来，不论是制度建设变革，顶层设计构思，要想达到预期的目标，都离不开执行层面的突破。如果在执行层面无法得到贯彻，再好的政策蓝图和政策手段，都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商鞅变法，立木为信的故事：必须在整个市场中取得大众的普遍信任，才能事半功倍地推行新制度。严格说起来，这应该是一种对制度尊重的社会文化认同感。正如有人说的：“你想拥有英格兰似的制度，请先有英格兰似的人民”。执行力的养成，除了政策的指定和考核严格之外，更多的则是在整个市场，乃至整个社会树立起制度的权威，在普通大众之中培育出对制度的尊重感。偏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欠缺尊重制度、恪守法规的精神，国人凡事求变通、凡事谋例外的本领高强。试想，一个总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挂在嘴边的人，怎么会对制度本身有任何尊重和认同？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不是不无感慨地坦承中央很多关于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不出中南海”么？个中原因，除了利益集团的因素之外，笔者以为，缺乏尊重制度的文化，恐怕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如此说来，强化制度的执行力，从长期来看，还有个改进文化传统的重任，变儒家的中庸平和之道为崇尚并坚守法治精神。特别要使管理者意识到，在资本市场，每一次对制度的扭曲和曲解，带来的后果绝不是单一个案的成本，而是在加剧整个市场的扭曲。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