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峰 ○主持 梁伟

  自3月底国务院批复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方案后，各地掀起了一波波金融改革浪潮。日前，本报记者奔赴温州、深圳等金改热点地区调研发现，各地正依据自身优势及政策定位，推进新形势下的金融体制改革创新。但各地区差异显著，谋变的侧重点亦存在明显不同。

  有专家认为，金融市场是统一的全国性市场，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寄全部希望于地方金改，很多涉及体制性的重大改革，仍需顶层设计与整体推进。

  但据笔者观察，目前决策层对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速度、目标等仍存在分歧，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方案难以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并在近期推出；同时，中小微企业因整体金融服务滞后而普遍陷入融资困境，地方高利贷、老板跑路等乱象丛生。启动温州等地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试点，可及时化解地方集聚的金融风险，更重要的是，地方金改的突破会强化触及根本性体制问题的必要性，有利于全局性改革的尽早出炉。

  温州金改方案获批后，市场人士普遍对“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表示关注，对民营银行的真正出现抱以期盼。与之相呼应的是，银监会近日也对外公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及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并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为15%。

  按照06年银监会相关规定，村镇银行须采取发起方式设立，而且必须有1家以上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且“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

  应该说，降低商业银行在村镇银行的持股下限体现了银监部门对“新36条”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积极响应，但此前一直备受争议的发起人制度并没有改变，主发起行最低持股即使降到15%还是比民间资本的最高持股比例高，商业银行仍然在发起和设立村镇银行中居于主导地位。

  既然还是发起行说了算，民间资本还是投资参股的配角，民间资本对村镇银行的参与热情估计还是难以得到显著提升。

  笔者理解，在目前的监管环境下，银监部门首先考虑的还是银行体系风险的可控性。银监会自成立以来，已摸索并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办法。把村镇银行纳入各大商业银行的掌控之下，对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就会形成有效的拦截。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缺失的情况下，监管部门的折中之举或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多个部门“打折扣”的结果是，“新36条”颁布两年后多数社会资本还是徘徊在垄断行业门外。

  从法律上讲，民营资本发起设立银行在资本准入方面并没有障碍，但是当你想做的时候，发现根本做不了。这就是所谓的“玻璃门”的问题。其实最大的玻璃门就来自于行政审批制度的过度管制。《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层层审批之下，商业银行的牌照受到了极度严格的管制。

  金融业对民间资本开放，应该是指民间资本不但可以参股金融机构，而且可以主导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权。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真正的意义远不只是资本准入，而是民营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参与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并进一步实现市场优胜劣汰的生态循环。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外需不稳、投资边际效应下滑的挑战，拉动内需是稳增长的必然选择，长远来看，也是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非公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已超过六成，解决了80%以上的社会就业。民营经济的活跃与否对振兴消费意义重大。打破民营资本的禁区，激活民营企业创业和创新的热情，对走出目前的周期谷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至关重要。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只有放松金融管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益，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保证实体经济良性运转。从这个意义上看，民间资本作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之一，甚至掌控其经营权，又未尝不可呢！

  （作者系本报市场编辑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