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日本《每日新闻》5月31日社论
日元人民币直兑：
通往亚洲货币国际化
日元和人民币6月1日从东京和上海开始直接兑换，不再以美元为中介。这当然是经济交流的大势所趋。我们希望此举在增强两国贸易和投资活性的同时，也能使日元和人民币提高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直接交换的第一个好处是降低贸易成本。日中间贸易额每年超过27兆日元，过去10年增加了2.5倍。在华日本企业超过22000家，日中是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但是货币交换大多经过美元。现在省却了中间环节，可以降低手续费和汇率变动的风险。
此外，为了形成众多投资家使用的有底蕴的市场，东京有必要在建设日元和人民币兑换市场的同时，建设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和买卖市场。这对日本而言也是重大的商机。目前，东京有很多关心人民币贸易的对手。比如，中国香港、伦敦和新加坡。特别是伦敦，其具有国际金融城市的优势，而且与香港有着历史的关联，在中国海外的主力人民币市场的建设方面非常积极。值得注意的是，其承担主导角色的是民间金融机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希望人民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同时，也不希望日元贸易下降。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东京、作为国际货币的日元，其魅力也应该得到提高。中国政府已开始着手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基于人民币的决算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已从2010年初的0.4%提高到了今年初的11%。日本也有必要官民并举，促使日元在全亚洲范围内得到使用。希望中日两国能竞相改革，共同促进。
（梁宝卫 编译）
英国《经济学家》6月2日社论
风险投资在新兴市场“地理套利”
风险资本家将把旧观念带入新市场来赚钱的方式称为“地理套利”，实际内涵是，在新兴市场应用已成熟的商业模式来支持当地创业者。对风险资本家来说，在印度和中国这一商业模式已经获得盈利。现在，风险投资家正朝向其他市场，包括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和土耳其。去年，新兴市场的风险资本交易达34亿美元，这个数字是2008年的两倍多。
向新兴市场转移的风险投资涌现洪流，是因为风险资本在传统市场中遭遇了问题。北美市场的估值对早期和晚期的投资者来说都上升了，这使得获取大的回报变得更难。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太多公司，而在新兴市场竞争压力要少得多。
据估算这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由国外风险资本家支持的约50%的互联网和移动领域的新建企业都在模仿发达市场的商业模式，巴西这一比例接近70%。采用已经证实的观念可以减少创业时遭遇的风险。同时，也能较快速地调适商业模式来迎合本地的消费习惯。
有越来越多的风险资本家开始有选择地支持本地企业家。美国风险投资者更喜欢邀请一位本地合伙人来持续地指导投资企业，同时合伙人也能对本地市场的商业运作提供更好的建议。当然，在新兴市场一味地重复老的投资模式也会有风险。当原创公司进军当地市场时，新兴市场的模仿者会轻易地失去市场份额。同时，模仿者也不可能对市场带来大的轰动，因为，他们本身就缺乏创新。他们唯一有利的条件就是在打时间地理差。
一旦新兴市场开始孵育自身的创新，模仿型的风险投资将减少。风险资本支持创新的精神才会在新兴市场生长。在那之前，模仿将继续流行。（贺艳燕 编译）
《华盛顿邮报》5月27日专栏文章
对美国资本主义的认同危机
资本主义就像冰淇淋，可以有不同口味。不同的资本主义能被组合，就像巧克力和咖啡搅拌在一起成为摩卡。
美国第一种现代资本主义是强盗贵族。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经济落入一群精明的企业家和金融家的控制之中，他们大肆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加强政治力量，再用政治力量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一时代以快速的科技进步、经济的大起大落和收入差距扩大为标志。
大萧条后，强盗贵族资本主义让位给“公司”或“管理型”资本主义，这一时期增长和创新由大公司所主导。竞争开始变得较为绅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进入中产阶级，贫富差距渐渐缩小。直到政府和工会开始挤压美国经济的竞争力，这一模式一直运行良好。
在美国之外，大多数国家更早地拥抱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二战受创国运行良好，比如日本和韩国都依靠国家资本主义进入了发达国家之列。但在20世纪90年代，权贵资本主义取代了国家资本主义，制约了创新和生产力发展。回到美国，国家资本主义从未真正占据主导，但有三大新模式替代了公司资本主义：企业家资本主义、股东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企业家资本主义典型的代表是硅谷，创新能力强大的新公司通过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动摇了原来的行业巨头。股东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不是来自华尔街的传统投资者而是被称之为“公司狙击手”的新型金融家，他们利用新的金融机制来收购表现不佳的公司。很快，股东资本主义又跳跃到金融资本主义，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获利方式从经营公司变成了买卖公司。
美国现在需要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或说需要哪种组合，需要政府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仔细衡量，采取正确的行动。
（作者系《华盛顿邮报》商业和经济专栏作家斯蒂文·珀尔斯坦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