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结构、转方式，喊了好几年。但讲讲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特别是在基本思路上，要有新突破也很难。这话要从最近的经济现象说起。

  近来，由于一季度及4月份经济数据不好看，政策面上出现了一些调整。对此市场有些兴奋，认为这是一次摸清了政策底的大行情。市场是敏感的。对于这种兴奋这里不做评论。只就宏观调控而论，一个看法是老路子是走不通的。从根本上讲，面对现实、面向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需要从“正面主导”逐步走向“负面制约”。

  在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把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动向做一番梳理。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景气分析，4月份，综合反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一致合成指数已连续27个月下滑。综合警情指数也连续3个月发出经济趋冷的信号。受三大需求影响，4月份经济指标也超预期滑落。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方面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政策预调微调力度。

  同时，国务院又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并列出了20项重大工程。正是基于对这些情况的判断，特别是对经济拐点和政策拐点的判断，基于对新一轮刺激计划与措施的朦胧预期，市场又开始躁动起来，有了新的投机目标。

  然而，这是在走2008年的老路吗？2008年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为应对这场危机可能造成的破坏，当时各大经济体都出台了刺激计划，中国也推出了4万亿刺激措施。这些措施对遏制经济下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同时内外部经济环境都已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还会走上一次的老路吗？

  如果要走，那将是什么结果？如果不走，又该有什么新思路呢？

  首先要强调的是，走老路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有两点：一是来自市场和企业的期待。这两年，市场对政策面的期待特别强。比如，股市对“政策市”的特征本来是有微词的，现在却很少有人这么说了，反而期待更多政策利好。企业也是如此，本来应该在市场上打拼来增加实力，但是这两年做内功的不多，希望扶持的却不少。

  二是来自各级行政部门的期待。特别是对项目审批和各种让利措施的期待。比如，最近有位市长在拿到批文后激动地亲吻了核准文件。这件事被到处传播，成了审批制的奇特注脚。为什么呢？因为文件很重要，关系当地经济命脉，也和行政部门的复杂利益有关。从宏观调控的操作看，出台一些政策、开放一些项目似乎也容易见效，是驾轻就熟的事。

  但在今天的中国，再这么做是不行的。这种“正面主导”的做法，就是开大单子，由政府主导用非均衡让利措施和政府大工程来解决经济问题。这么做，既容易造成税负不公，造成企业的政策依赖，对企业提高竞争力没好处。同时，政府项目缺乏市场基础，容易诱发权利寻租和腐败问题。另外，还有效果问题。比如，近来发生的新能源产业大面积亏损，就是一个典型的教训。

  很明显，这条老路是走不通了。走不通，怎么办？就要改“正面主导”为“负面制约”，不搞条条框框，让市场主体发挥自己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因为市场主体知道深浅，知道怎么做。行政部门要转变角色，要放权，只对那些有害自然、社会和人类健康的经济行为加以限制。着力营造一个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

  这两年，在调结构和转方式的过程中，陆续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其中也蕴涵了这种“负面制约”的思想。比如，对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两高一低”产业的限制，对落后淘汰产能的限制，等等，就是从政策层面，对经济活动中的负面因素的制约。只是这种“负面制约”的比重太小，与“正面主导”相比还不成比例。

  从“正”到“负”虽是一字之差，却是宏观调控的根本转变。这一改变不仅有利于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消除行政臃肿，减少经济腐败。当然，这种转变需要有一个过程。但基本方向应该是明确的，这就是逐渐从“正面主导”为主，向“正面主导”与“负面制约”过渡，最终走向“负面制约”为主。这才是宏观调控需要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