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

  最近，随着稳增长被摆到更重要位置，加快项目核准和刺激购买等政策措施又引起了各方关注和讨论。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否出现趋势性下滑，既有的增长轨迹是否难以重复，以及在此情形下国家应该如何正确应对。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

  张文魁认为，三十多年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有利因素将逐渐衰竭，未来几年中国将进入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的敏感期、各种失衡需要纠正和各种矛盾可能爆发的脆弱期，因此必须加快推出一揽子结构性改革计划，以使中国转入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

  ⊙记者 卢晓平 郭玉志 ○编辑 王晓华

  从普通追赶增长到内生平衡增长

  上海证券报：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未来我国是否还会继续这种发展势头？

  张文魁：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必有过度解读，更不应有错误解读。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可以看作是一个奇迹，但并不要当成一个谜团，更不要固化成一个模式。仔细探究中国这一高增长的进程，就会发现这大部分不过是所谓的东亚模式的翻版，仍然属于普通追赶式增长，主要是建立在外生效率提升空间和大量要素投入的基础之上。一些后发经济体常常出现有意的失衡，如注重资本形成而轻视最终消费、注重可贸易的制造部门而轻视不可贸易的服务部门等等，由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经济，这些失衡反而帮助了中国的阶段性高速增长。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与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进程是基本重合的。前者有力地促进了后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化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实际上是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正如其他后发经济体一样，随着外生效率提升空间的收缩和要素投入出现瓶颈，以及一些重大失衡对增长的掣肘越来越强，普通追赶式增长就会逐渐失速。

  根据我们的研究，严重的失速将在“十三五”出现，而实际上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进入前奏性下滑通道。可以判断，未来几年我国将进入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的敏感期。同时，也会进入各种失衡需要纠正和各种矛盾可能爆发的脆弱期。如何应对这个敏感期和脆弱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挑战。

  上海证券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应对这项挑战？有哪些措施可以帮助中国顺利渡过这个敏感期和脆弱期？

  张文魁：首先应该认识到，增长率在追赶空间收缩之后出现回落是符合规律的。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增长来源以保持适度的持续增长，普通追赶式增长结束之后就会陷入停滞，再加上各种失衡和各种矛盾，脆弱的社会就会出现动荡不安，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能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能否摆脱过去的增长轨迹，转入新的增长轨道。新的增长轨道是什么？就是要更多地依赖内生的生产率提升和广义的创新，同时有力缓解和逐步消除那些重大的失衡。这是一种内生平衡增长轨道。

  许多在过去能够有效促进要素投入增加和工业规模扩张的政策，以后将不再那么有效。中国要转向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需要一揽子结构性改革计划。这主要包括要素配置领域的改革、企业领域的改革、财政和政府领域的改革。推进这三个领域的改革，在提高效率或减少失衡方面的效果最为显著。

  在要素配置领域，无论是土地、资本领域，还是劳动力领域，尽管过去三十多年已经引入了市场机制并且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扭曲。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并受到许多干扰，许多重要的要素并没有流向效率最高的部门和企业，要素价格也明显偏离均衡水平。如果能够消除这些扭曲，就能够产生新的提高配置效率的空间，对于保持适度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企业领域，尽管竞争机制已经显示力量，但是竞争的公平性还比较欠缺，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离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状态还有较大距离。

  上海证券报：通过一揽子结构性改革计划，能够保持多快的经济增长？

  张文魁：在结构性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尽管会呈现出符合规律的下滑趋势，但仍然可以保持在一个较为合适的水平，增长潜力可以得到实现。具体而言，“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可以保持在8％以上的水平，“十三五”期间也可以保持7％的水平，此后十年可以保持5％的水平。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这仍然属于较高的增长率。这样，就足以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际收支等领域的失衡现象将会明显缓解，结构失衡问题逐步消除。

  需要控制政府收入的过快增长

  上海证券报：无论是要素配置领域，还是企业领域，当然也包括财政领域，都可以看到强政府的身影，一揽子结构性改革计划应该如何推进政府改革？

  张文魁：的确，中国存在一个大政府、强政府。但我认为，要转入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必须要改变大政府、强政府的状况。

  政府改革是一揽子结构性改革计划的重要环节。政府改革从财政改革入手比较容易。因此，下一步的结构性改革，在财政领域可以做许多事情。首先必须要控制政府收入的过快增长，将政府规模限制在合理范围内。这需要对预算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使政府收入真正受到约束，政府支出能够提高透明度，并进行绩效衡量。只有控制了政府收入的过快增长，才能使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免于政府的过度挤压。对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不仅仅是实行结构性减税，还可以考虑实行普遍性减税。只有轻赋薄税，才能使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在内生平衡增长中发挥更大的自主性。

  总体而言，财政领域改革的重点是提供包括政府监管制度在内的公共服务，以及为地方政府提供恰当激励，使之以财务上可持续、运作上自我约束的方式行使其职能。需要通过改革举措和制度建设，推动财政体系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根本转变：控制财政规模并调整收支结构、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实现政府间自主财源和应担事责的合理化、健全财政和预算管理制度。通过这些改革，可以推动现代政府制度的形成。

  对国有部门进行实质性重组

  上海证券报：就企业改革来说，未来企业改革总体上该如何把握？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应该如何定位？

  张文魁：过去1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制造业。而制造业之所以实现生产率的大幅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向民营部门开放，从而推动了竞争，使GDP保持较快增长。但遗憾的是，这种开放似乎停滞不前了。未来为了保持GDP较快增长，中国需要进一步在制造业放松管制，同时需要从当前受到保护的服务业和公用事业部门挖掘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要改革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可以平等地获取各种资源和商业机会。实际上，是要形成一种“一臂之距”的新型政企关系。

  上海证券报：谈到所有制，当前坊间对“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等颇有微词，目前国家也出台了吸引民间投资到国企改制中。对此，您有何看？

  张文魁：在国有部门控制经济命脉并且坚持主导地位的情形下，不同所有制实现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比较难。总体而言，国有部门的运营效率和创新效率都明显低于民营部门，却占用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而且这些资源的占用往往是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这对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没有任何好处，并会伤害创新能力的形成。因此，必须要对国有部门进行实质性重组。重组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主动削减国有部门规模，这主要通过民营化来实现。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上海证券报：在企业部门，垄断问题由来已久，解决垄断的问题应如何着手？

  张文魁：垄断在我国的企业部门广泛存在。最主要的应该是下决心解决行政垄断问题。目前中国经济领域存在大量的行政垄断，准入和竞争都受到排斥，这对于效率提升构成了严重的障碍。要解决行政垄断问题，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应重新审议给予国有企业优先待遇的战略产业、基础支柱产业清单。在中国，这类清单包含的内容过于广泛，包括了很多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非常开放的产业，而国有制对这些产业的必要性并不明显，更何况政府可以通过法规监管实现其目的。而制定一个解决包括近期和远期问题在内的关于国有制的清晰政策会对审查这类产业清单有所帮助。再强调一下，如果不大力削减国有部门的规模，不对政府进行约束，行政垄断是很难消除的。同时，应该充实已经出台的反垄断法的内容，使反垄断法能够对行政垄断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