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立果
根据调研观察并结合上市公司数据判断，当前我国企业发展形势的严峻性堪比2008年。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传统优势正在减退，后续发展动力尚未形成。新兴产业领域发展缺少体制保障，关键是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家信心不足。因此，有必要适时提出“强基固本”战略，对重振中国制造业、重振中国实体经济做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决策。
当前企业运行中存在哪些突出的共性问题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在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下出现下行态势。这是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房地产调控发挥作用的直接结果，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有利于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在经济下行的同时，一些地方出现了民间借贷危机和企业非正常倒闭现象，一些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出现大幅下降，部分工业领域甚至再次出现“全行业亏损”。根据笔者在今年3-6月对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南、吉林、安徽等地区20多个行业企业的调研，对当前企业情况提出如下分析。
在调研中发现，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面临不同的问题，但综合考虑并结合我国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企业运行数据及相关情况，笔者发现，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传统优势正在减退，后续发展动力尚未形成。
具体体现在“三缺”：缺资金、缺市场、缺信心。“缺资金”体现在企业融资成本高企，尤其中小企业依赖的民间借贷面临严重危机；“缺市场”体现在许多行业的国内、国外市场需求萎缩，产销率降低或出口额减少；“缺信心”体现在国内实体经济的政策与金融趋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趋势不可逆转、货币宽松并不能有效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等等。
1.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所处的环境正在趋紧。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础。但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正趋紧。
第一，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纷纷推动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纷纷把大规模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区域金融中心作为工作重点，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越来越不受重视，力促所谓“低端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第二，中西部地方政府也纷纷“产业升级”，本地经济发展以招商引资为主，招商引资主要以大企业、大项目为对象，对外来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不热情，对本地中小型、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并不热情。
事实上，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沿海制造业，已经出现了资本向东南亚地区大转移的现象；从沿海地区迁往中西部的制造业企业中，也面临诸多难以短期解决的问题。
比如中西部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物流成本高、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升并且劳动力供应并不充足、产业配套能力弱、地方政府操作不透明等。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的恶化，影响了我国企业家和创业家的发展信心，也影响了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
2.金融部门侵蚀实业企业发展的基础。
无论在各地调研还是在企业统计数据分析时，都能发现，改革滞后的金融体系正在不断侵蚀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基础。
第一，金融业与制造业企业的业绩出现巨大反差。从2012年一季度我国2400多家上市公司看，49家金融服务企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期货等）的营业收入只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6.87%，但利润总额的占比却达到了57.09%（其中16家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占53.61%），达到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高值。
第二，商业银行依赖存贷款利差，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官方规定的存贷款净利差。研究发现，我国存贷款利差每扩大（缩小）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率将平均上升（下降）2.44个百分点。银行利率的非市场化人为地压低官方利率，一方面造成商业银行没有动力依靠金融业务创新获得发展，另一方面造成官方—民间利率差额的扩大。在经济下行时期，高额存贷款利差严重侵蚀实体经济利润。
第三，中小微型企业所依赖的民间融资困难。我国有1100万家中小微型企业、3700万户个体工商户，民间借贷是其重要融资渠道。但在近年来实业资本“脱实向虚”以及货币政策调整之下，民间借贷市场出现了混乱，冲击了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金融业和实业的“虚实倒挂”、民间融资的困难，造成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短缺、融资成本高企、实业经营意愿下降。这根源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不利于金融机构、实体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3.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系统有所恶化。
在各地调研中，能够发现我国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正在恶化。除了实体企业与金融类企业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外，还有两个方面。
第一，近年来出现的大企业与小微企业之间的分化日趋加剧。今年一季度，我国大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要显著好于小微型企业，同一行业中许多小微型企业停产、半停产或倒闭，也造成我国大企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减弱，影响企业整体竞争力。
第二，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出现复杂化。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企业的直接用工成本（工资奖金）和间接成本（法律成本）都大幅增加，劳动纠纷案件大幅上升，企业需要把大量精力放在劳动合同管理和劳动纠纷处理上。为了减少纠纷，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大幅增加自动化设备，企业工作岗位大幅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失业率可能上升。
4.外部市场萎缩，国内市场消费动力不足。
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企业显著感受到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国内市场消费动力不足带给企业的压力。从国际市场看，国外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有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地区政局动荡、人民币升值与贸易壁垒等因素。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进口需求减少，我国产品出口增速数月来连续下滑。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与贸易壁垒措施的实施，明显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内市场需求看，今年以来，国内需求持续低迷，多数企业在产品销售价格显著下降的同时，产品销量也出现明显下滑。从企业所提供资料看，绝大多数受访企业都面临着需求不足的严峻压力，从而不得不在市场开拓上采取积极措施。
总体上看，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上一轮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影响。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行业受此影响比较大。第二是前期消费政策透支未来消费潜力。家电行业最为典型。上轮的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透支了部分消费能力。第三是国内市场尚未启动等。光伏行业最为突出。由于国外市场大幅萎缩，国内市场需求数量极为有限，我国光伏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企业亏损状况。
5.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趋势长期化。
企业普遍反映，我国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已经呈现长期化趋势。
第一，劳动力价格上升趋势不可逆转。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需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逆转。1-4月份，吉林省全省应付职工薪酬同比上涨19.3%；青岛企业近两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以20%左右的速度递增。纺织服装、酒店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职工流动性逐年增高，劳动合同纠纷大幅增加。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对劳资双方的约束不对等，近两年企业出现了裁员难现象，包括许多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裁员的成本很高，还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企业发展活力。一些企业已决定采用自动化设备替代手工操作，比如富士康决定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工人，具有代表性。
第二，电力、成品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调整，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调研中，大部分企业感到煤、油等基础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水、电价格上涨对部分服务性企业的影响更大。原材料供应和价格波动仍然是钢铁、有色等企业的最大挑战。例如，虽然目前国际铁矿石短期价格略有下降，但随着我国稳增长措施逐渐落实，下半年可能再次上扬。
6.货币宽松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有限。
当前不断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占有突出重要位置。截止2012年5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经达到90万亿，同比增长13.2%。但企业家最大的疑虑是，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能否流入实体经济，是否会流向融资严重不足的小微型企业。
企业家认为，如果金融体制不变，货币宽松不会解决小微型企业的融资困境，不会解决民间借贷市场的危机，不会解决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虚实倒挂”。或者可以说，当前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货币政策所能解决。企业家普遍希望我国能够在普惠性减税、垄断性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的完善、减少政府审批环节、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鼓励创业和小微型企业成长等方面，从供给侧管理来调控宏观经济。
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整体企业形势的判断
从对企业的调研情况看，今年我国整体企业发展形势十分严峻。劳动力成本、财务成本、能源资源价格整体不断攀升，国内外市场需求明显不足，产销率下降，企业总体经营业绩处于下滑状态。从行业看，钢铁、石化等重化工行业以及外向型经济形势严峻。
1.当前的企业发展形势堪比2008年。
根据调研观察并结合上市公司数据，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企业发展形势的严峻性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第一，相当一部分行业同比和环比利润增长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下降幅度更大。根据我国2400多家、23个行业大类的上市公司数据，（1）从营业收入看，2009年一季度我国有17个行业同比负增长，2012年一季度只有3个行业；但从营业收入环比增长率看，2012年一季度有18个行业负增长（2009年一季度有20个行业负增长），其中有10个行业环比负增长幅度比2009年一季度大。（2）从营业利润看，2012年一季度营业利润同比负增长的有13个行业（2009年一季度有15个），其中有7个比2009年下降幅度更大；2012年一季度营业利润环比负增长的有10个行业（2009年一季度只有2个），还有9个行业一季度环比利润尽管是正增长，但与2009年比，已经大幅降低。
第二，此次经济下行时间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更长。许多企业尽管2008年企业业绩明显下滑，但由于我国很快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国民经济快速V型反转，企业对危机的感受并不深。此次则不同，自去年四季度至今，已经有3个季度的经济下行，部分行业如光伏则经历了更长的需求萎缩。较长时期的经济下行让企业家深深感受到经济下行带来的巨大压力。
第三，此次经济下行原因主要来自国内。以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为代表的重化工行业，以及以家电、汽车等终端消费行业的国内需求严重不足，主要原因是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以及基建放缓等。从决策者的表态看，短期内大幅调整房地产政策的可能性较小，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短期内很难解决。
2.未来几年经济形势取决于资本和企业家信心向实体经济回归。
企业家对于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谨慎乐观，但对未来1-2年甚至4-5年的经济形势则深表忧虑。企业家最为担心的是近年来资本从制造业、从实体经济中脱离出来。如果不能让资本、把企业家的信心回归实业，那么中国经济将会面临不是1-2年，而是4-5年甚至更长的衰退之中。
未来10年（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是中国能否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日韩等国历史经验表明，脱离“中收入陷阱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只需要8-16年的时间；亚非拉美等国教训表明，如果不能在短短的10年左右时间中完成这一突破，极有可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必须采取措施促使资本和企业家信心向制造业、实体经济回归。
3.企业家对于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的看法。
对于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多数企业家相当理性。大多数行业的企业不赞同政府为了短期经济稳定增长的刺激政策，尤其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为核心特征的“铁公基”建设，只有钢铁、基建等少数几个受影响较严重的行业企业希望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家电、汽车等行业企业则对可能透支未来几年消费需求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和消费补贴政策存在疑虑。
短期的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为特征的经济刺激政策，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大规模需求，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但不能解决中长期问题，反而扰乱行业运行规律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秩序，透支未来若干年的国内需求，政策退出后的负面效应很大。因此，企业家对于目前可能出现的经济刺激计划不赞同。
“尽管当前经济困难，但我们不需要四万亿”，“我们需要的是政府在调结构、技术创新、中小企业发展上的支持”。企业家普遍希望政府能够在促进经济中长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启动国内或国外市场、减少政府行政支出以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居民收入以形成内生增长动力等方面努力。
着眼当前及中长期增长促进结构调整
针对当前宏观经济加速下行的态势，5月下旬国务院决定“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应当说，加强对外来冲击对于宏观形势影响的预调微调，有助于今年我国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速和社会稳定，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我们也要吸取历史教训，在预防经济过快下降的同时，政策目标还应着眼于中长期增长，加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提高增长质量。总体政策思路是：转观念、稳信心、调结构、启内需、抓改革。
1.政策调控思路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放开搞活企业。
当前我国调控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整体上是需求管理思维。需求管理最擅长解决短期宏观经济问题，比如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迅速拉动国内投资需求，通过增加消费补贴能够迅速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等等。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问题有一定的短期问题，但主要的是长期问题，比如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要素市场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家投资信心严重不足。此时仍然以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作为主要宏观调控思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不能解决主要问题。
从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经验看，在供给侧管理体制长期不变条件下，频繁的需求管理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尤其货币政策逐渐无效，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滞涨”。西方国家为了解决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涨，纷纷采取供给侧管理政策，把放松对市场主体的管制作为主要政策工具，通过大规模减税、促进金融自由化、推进垄断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促进中小企业成长、给予企业家以投资发展的信心等措施，成功使经济摆脱了滞涨。
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加强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干预和控制，而供给管理则强调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和对企业的管制。随着我国频繁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其边际效应越来越小，而发行的货币总量却越来愈大，长期结果也可能是滞涨。我国政策目标应着眼长远，走别人走对的路，不走别人走错的路，把我国的宏观调控思路从需求管理转到供给管理上来，放开搞活企业，给企业松绑，通过减税或免税促进创业和小微企业成长。
2.实施“强基固本”战略，激活实体经济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等经济体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发展重心开始回归实体经济，并且纷纷加大对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试图再次引领全球产业发展，让新兴经济体继续作为下游为其打工。美国以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为主抓方向，欧盟以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为主要抓手，巴西以生物能源和农产品贸易为主要方向，俄罗斯以吸引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全球投资为重要载体。其中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今年一季度美国制造业复苏态势明显好于房地产和商务服务业。
我国近年来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传统实体经济领域优势逐渐丧失，新兴产业领域发展缺少体制保障，关键是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家信心不足。因此，我国十分有必要适时提出“强基固本”战略，由国家做出动员，对重振中国制造业、重振中国实体经济做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决策。
从政府机构改革和设置、税收和涉企收费负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划分、金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方面，在明确改革目标的前提下，制定改革路线图，重振企业家回归实业的信心，拓展中国企业发展的政策空间，为企业技术创新、品牌打造和国际化经营提供服务。这是一项系统工程，目标着眼于未来的全球企业竞争和中长期经济增长。
3.在供给管理和激活企业信心基础上，政府应做好“调结构”工作。
需求管理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来“稳增长”，造成政府越来越庞大，市场越来越小；而供给管理则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和管制、激励民间创业和企业家投资信心来“稳增长”，必然带来政府越来越精简和高效，市场越来越繁荣。“稳增长”在供给管理政策下不是问题，经济过热才是问题。因此，如果我国宏观调控思路转变，那么就不必把主要精力和政策目标放在“保增长”、“稳增长”上，而可以把精力主要放在“调结构”、“控通胀”上来。
“调结构”是“十二五”规划中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恐怕也是“十三五”甚至“十四五”的重要目标。因此，我国在经济相对平稳增长的同时，我国应适度容忍经济下行幅度，抓住机会调结构。
其一，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要更强调环境保护标准、节能减排标准在淘汰落后中的作用。做好总量控制工作，在产能过剩的区域，要严禁批建新项目；适时提高并且严格执行国家节能减排的标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将有限的环境容量用于支持高端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其二，要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力度。尽管美欧日经济也困难，但他们促进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信心和支持力度不变，有的甚至力度更大了。我国应运用财政、税收、金融手段，重点扶持生产有规模、产品有市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小的优势新兴企业。
其三，探索国家重点产业发展基金对于产业整体发展、产业整合、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产业发展基金应由国家财政出资、以市场化模式运作、以重点行业产业组织者的角色，推进重点行业的兼并重组、推进重点环节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推动其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衔接，提高产业链整体效率。
4.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内需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很有针对性。我国应针对影响国内贸易和国内需求的地方保护主义、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渠道费用等因素采取有效措施，满足国内大量潜在需求。
（1）建议撤销部分高速公路收费站，或改革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企业家提议，我国近9万家高速收费站如果能减少1/3的收费，将有效降低内贸成本。
（2）探索推进铁路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努力提高国内交通体系的一体化程度，打破部门保护和地方保护主义。
（3）加强市场监督，规范市场秩序，坚决遏制假冒伪劣产品蔓延的趋势，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只有消费者对市场有信心，敢消费，内需才有真正的动力。
（4）对于家电、汽车等消费产品，企业希望国家出台一个长期的、稳定性的扶持政策，以利于企业培育市场和稳定消费者心理预期，不希望过度的消费刺激，否则会透支未来消费潜力。
5.支持企业的“软实力”建设，促进形成健康的企业生态系统。
应该从支持企业的“硬投入”转向支持“软投入”。今天的中国企业，迫切需要的是政府在品牌、渠道建设、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企业家的尊严和信心、技术研发的政府管理体制上做出努力。在形成健康的企业生态系统方面，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大企业与小微企业关系。要双管齐下，支持中型、小微型企业发展。一是从税费减免、发展社区金融对中小微型企业进行支持；二是从龙头企业入手，支持龙头企业设立财务公司，对上下游配套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第二，企业与员工关系。新劳动合同法的大方向是对的，但超越我国目前发展阶段，是一个接近欧洲标准的劳动法。就目前经济减速、企业亏损面大幅增加情况下，分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
第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新进展。要坚决制止地方政府提前收缴企业应交的税费。要坚决制止地方政府以检查企业往年纳税情况的名义，损害企业权益。要坚决打击不正当的官商关系，创造平等竞争的政企环境。
6.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激发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
未来10年是决定我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关键时期。企业家十分关心当前经济形势，但更关心中长期经济前景。我国应以重振中国制造业、重振中国实体经济为重要目标，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激发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
（1）全面落实2011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均应“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就不要再搞前置审批”的精神和原则处理行政审批事项。
（2）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有效降低政府收入的增速和国民收入占比。对广大小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创业者，探索三年免税政策；对广大工薪阶层，探索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严禁地方政府以结构性减税之名、行增税增费之实的行为；严禁地方政府收取未来税费的行为。
（3）探索新的中央-地方财政分权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财政体制基础。当前财政体制是根据近20年前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阶段制定的，极大促进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做大GDP的积极性，但带来“土地财政”、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我国应根据当前发展规模和阶段，重新调整中央-地方财政分权关系。
（4）精简政府机构，裁减冗员，减少政府三公消费支出；加大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基本养老等社会公共品的支出规模，把财政支出真正从“基建财政”转为“公共财政”、“福利财政”。
（作者为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