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昊 ○主持 于勇

  了解经济史的人一定都听说过“英国病”（British Disease）。这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多年间，英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个人收入实际增长减速，在全球中的地位日趋下降。近两年来，我们也听到了这样质疑的声音：“美国是不是继英国之后也染上了‘英国病’”？

  其实，目前世界上还有一种病，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而言，也是最要紧的一种病，那就是“欧洲病”。这种病从欧元区国家蔓延开来，实际的症状和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欧洲主流意识当然否认这种判断。但这种病的确存在！

  我们知道，继东方的农业文明之后，欧洲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引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欧洲首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建立和发展，欧洲以核心国家为中心，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社会法律体系，经济活动的规则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这些制度性的法律、规则和价值观对于整个社会有序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异化的倾向。制度、规则本来是为人服务的，制度、规则也应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演变。僵化的制度、规则会慢慢导致人的惰性。在相对稳定的法律、规则环境中生存的后几代人，往往会表现出对制度的过度依赖，不愿意去承担任何改变的成本和风险。

  “欧洲病”就是指在社会及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过度地依赖已有的制度体系，惧怕竞争并以惰性的态度来对待变革，过度依赖社会福利而牺牲效率。对于这种病，体会最深的是那些由欧洲企业派往其他地区国家工作的欧洲人，当他们再回到欧洲以后，常常明显地体会到相对于全球的快速发展和变化，欧洲、特别是欧洲高福利国家的节奏过慢，很难和全球其他地区的迅速发展相适应。另外，那些来自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如果突然转到传统的欧洲大企业工作，他们也能明显地体会到这一点。

  “欧洲病”的具体症状大致有以下几个：第一，对现有体制的各种法律、规则等缺少灵活变通的机制。行政程序繁琐，政治成本极高。如果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过度灵活而缺少对制度、法规和规则的尊重，很多欧洲国家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第二，不能很好的平衡公平和效率，公共福利过度和效率低下。这一点已经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充分表现出来，实际上这本身也是这次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和妄自尊大。总希望以自己为中心，在国际经济及社会生活的交往中不愿意做出任何程度的妥协。在和欧洲人的交往中，你基本上听不到一个国家的人夸奖另一个国家。他们很多人不仅仅看不起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文化，连美国及其他发达地区的最有优势的东西也表现出不屑一顾。很多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是常常表现出“羡慕、嫉妒、恨”。从和一些欧洲人的交谈中你常常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仍然用旧的、固有的眼光看待发展中国家。最近西班牙媒体攻击侮辱中国移民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一些欧洲的有识之士其实已经意识到“欧洲病”的存在。这次欧债危机已经使得很多规则明显地被打破。终于有欧洲人喊出了“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口号”。欧元区不是规定了各成员国政府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不得高于60%吗？现在即便是德国和法国也达不到此要求，很多成员国的这一比例已经超过100%； 当初欧元区各国不是强烈鄙视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吗？现在欧洲央行却也遮遮掩掩地用上了这一工具；当初欧元区各国不是一致保证希腊国债不会违约吗？现在却承认希腊债务有序违约的安排是最适合的方法。这样看来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欧元区各国应该放下架子从新考虑自己的定位，在发展中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且实力不断壮大的今天，循规蹈矩、抗拒竞争、保护落后、以政府债务支持高福利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最终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不是靠利率有多低，或者借钱有多容易，也不是靠低的汇率如何有利于出口，而是要靠你能否创造和提供更高品质的有竞争力产品与服务。欧洲已经到了认真检查并准备治疗“欧洲病”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