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潜在增长率在2007年出现拐点，此后呈现持续放缓的态势。在经过30多年高增长后，目前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期待未来经济仍保持过去的高增长是不现实的。按照以往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增长率偏离的均值计算，“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年度潜在增长率将回落到8%左右，而7%-8%的实际年度增长率是可接受的增长区间。

  ⊙李若愚

  “潜在增长率”是在潜在产出基础上延伸而来的概念，指经济处在潜在产出水平时的增长率。潜在产出是指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条件下，在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产出。

  潜在增长率可视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水平和长期趋势水平。据笔者测算，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1年），我国年均潜在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的高水平。但自2007年潜在增长率出现拐点，逐步小幅放缓。“十一五”时期年度潜在增长率已回落至9%左右。

  我国潜在增长率在2007年出现拐点

  从影响潜在产出的因素（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看，“十二五”时期年度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放缓至8%左右。

  1、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工资成本上升。

  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助推力量。但目前劳动力供给正在由“过剩”逐渐过渡到“短缺”。

  一是随着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在放缓。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5-64岁的人口数量1982-1990年年均增长约1707万人，1990-2000年年均增长约1314万人，2000-2010年年均增长约1105万人。2011年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据联合国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

  二是受劳动力受教育时间不断延长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就业时间不断推迟，就业人员数量增长放缓。就业人员数量年均增速“九五”时期为1.15%，“十五”时期下降到1.02%，“十一五”时期进一步下降到0.07%。

  三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在放缓。2004年以来，“民工荒”持续上演，目前已由沿海发达地区扩散到内地，由春节期间的暂时现象演变为全年持续存在的普遍现象。这说明农村劳动力已告别了无限供给的时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农民工数量13181万人，2010年增加到24223万人，4年间平均每年新增农民工2761万人，但2011年仅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

  四是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无论是总量上的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还是结构性的“民工荒”，其结果都是我国工资水平快速上升。1991-2000年我国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7.4%，2001-2010年上升到12.5%。2001年以来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较快，2001-2010年间用不变价计算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约为8.7%。

  2、固定投资效率欠佳，削弱资本积累效果。

  快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是近2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源泉。1991-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实际增长17.9%，2001-2010年年均实际增长23.3%。从需求方看，投资增长带来需求快速扩张，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供给方看，投资增长促使资本存量迅速积累，为经济高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条件。不过，投资在高增长的同时，也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从而造成资本积累的效果欠佳。具体体现在两点：

  一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投资带来的资本存量积累，一般通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来考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两项指标变化趋势一致，但存在一定差距。2003年以前，各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差较小，1990-2002年两者比例在0.9-1之间。2003年以来，两者差距不断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直高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2003年两者比例为1.04，随后逐年上升，2010年达1.4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前者包括土地购置费，而后者并不包括。可见，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同时伴随土地购置费用的大幅增加是导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项主要原因，也侧面反映出投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固定资本形成的同步扩张，因而资本积累效果存在折扣。

  二是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上升。增量资本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ICOR)是评价宏观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ICOR是指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ICOR提高说明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根据笔者计算，“八五”期间年均ICOR为2.94，“九五”期间上升到4.36，“十五”期间为4.52，“十一五”期间为4.97。ICOR的持续上升说明投资高增长的同时，投资效率在下降。

  3、入世与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衰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

  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反映资本、劳动力等所有投入要素的综合产出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对处于高增长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再配置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这主要是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业部门有着巨大差异，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相应带来整体生产率的提高。根据有关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自2007年达到高点后有所下降。

  2001年我国加入WTO，外商直接投资大举进入，对国内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的改善和提升产生了良好的溢出效应，全面的对外开放也使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步伐得以加快。外资进入带来的“学习效应”有利于我国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带来的“鲶鱼效应”则加剧了国内企业竞争压力，迫使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注重学习和创新，“优胜劣汰”也推动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经过十余年的消耗，这些“入世红利”已在衰减。

  农业可转移剩余劳动力在减少，我国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将减弱。据测算，2000-2002年，我国农业可转移剩余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2002-2004年基本稳定在1亿人左右，2004年以后，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快速下降，至2010年仅为6820.92万人。

  在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经过多年大规模转移之后，仍然存在的剩余劳动力与以往有了巨大的差异，其中一半以上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由于年龄大、学习和适应能力、体力各方面不具优势，目前可转移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转移就业中易于遇到困难，其转移难度也将上升。可以预见，未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和空间都将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也将减弱。

  对潜在增长率下降应调整宏观政策预期

  1、经济增长中枢水平下移，宏观经济决策需要降低增长预期。

  在经过30年的高增长后，目前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期待未来经济仍保持过去的高增长是不现实的。在心理上，人们往往会因为惯性思维而保持以往的“高速”增长预期，为此，决策时需适应和确立“中速”增长预期，适度增加对经济增速回落的容忍度。按照以往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增长率偏离的均值计算，“十二五”期间年度潜在增长率回落到8%左右，则7%至8%的实际年度增长率是可接受的经济增长区间。

  2、宏观调控需适度提高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需求调节要立足“稳定”，防止“过度刺激”。

  宏观调控主要侧重需求政策，通过调节需求来实现调控目标。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均衡水平和长期趋势放缓。因为实际GDP增速放缓而急于采取刺激性政策，强行拉升实际经济增长到潜在增长之上，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出现加速的通货膨胀。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底我国出台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四万亿”政府投资和天量信贷投放将随后两年（2009-2010年）GDP增速重又拉回9%-10%的高水平。事实上，我国潜在增长率早在2007年就已开始下降，政策刺激虽然使实际增长短期内显著回升，但终究难以持续，并使物价水平快速上升。刺激政策到期后，2011年以来经济增速再次放缓，难逃回归均衡和趋势水平的宿命。

  2012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预期升温，甚至出现地方版“四万亿”投资计划的说法。经济增长有其自身规律，当前的宏观调控一定不能再重蹈覆辙。面对经济下行风险，宏观调控“稳增长”要真正立足于“稳”，而不是“促”。

  一方面，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目标，强调预调微调，通过适度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降息、降准备金率等措施来保持需求稳定增长，防范企业与居民形成悲观和紧缩预期。另一方面，避免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防止过度放松宏观政策导致通货膨胀，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银行信贷风险进一步恶化。

  3、宏观经济政策需长短结合、在短期“稳”需求的同时，更加重视中长期供给条件的改善。

  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不仅是短期需求收缩的结果更是中长期潜在供给条件趋弱的结果。因此，需要在短期政策着重“稳”需求的同时，更加重视供给政策的中长期效应，注重供给条件的改善，提升潜在产出能力。

  从潜在产出的影响因素看，目前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增长已遭遇瓶颈，依靠粗放的要素投入来获取经济增长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未来增长需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实现集约型增长。经验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改革开放创造的制度红利，来自于企业创新和效率提高，来自于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这就要求：

  一是要通过加快市场化改革和对民间资本开放来创造新的制度红利。适时加快推进利率、汇率与资源价格改革，适度打破银行、铁路、石油、电力等垄断行业准入限制，对民间资本要放宽进入领域、降低进入门槛，加快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主要取向的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二是通过减税来为企业“减负”，培育企业自我修复与发展能力。切实减少重复征税和降低税负，给予中小企业适度的税收减免，提高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税收起征点，继续推动服务行业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在进口环节适当地、有选择性地降低关税，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技改项目和可界定的创新活动，适当匹配所得税抵减、增值税和营业税降低税率、相关融资支持的税收优惠等减税措施。

  三是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本，注重人力资源的结构调整。政府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重点加大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城市的职业技术教育，优化高校专业结构，鼓励和扶持民办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发展，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在职劳动者的培训力度。（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