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 刀

  作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政策专家，现任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席阿瑟·C·布鲁克斯在《较量：通往自由之路》中为读者勾勒了这样的一个伊甸园：置身自由企业体制环境中，人们在起步公平、机会均等等条件下，通过自身勤奋努力地打拼，至而品尝到幸福的甘甜滋味。所以，自由的企业是人们实现梦想的奋斗平台，也是人们品尝成功果实的幸福舞台。

  布鲁克斯的这一观点自然是有前贤可以追溯的。1934年，约瑟夫·熊彼特亦曾这样描述企业：“它首先是一个有梦想的地方，是一个发现私人王国的地方……财务结果只是它次要的考虑，或者，不过是成功的一个主要指标和胜利的标志。”

  无论是熊彼特还是布鲁克斯，其努力想象刻画的那番可人图景，均未忽视预设必要的前提条件——企业必须沐浴于免受政府干扰的自由市场环境之中。在布鲁克斯看来，虽然市场上不时有些风吹草动，但市场的发展本来就具有周期性，恰恰是政府的“积极介入”，往往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恶化，雪上加霜，积重难返。

  在布鲁克斯列举的大量例证中，两个例子极其惹眼：一是颇为后人褒扬的“罗斯福新政”，二是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拯救市场之举。对于前者，虽不时有人试图翻案，直陈“罗斯福新政”中所存的种种弊端，但更多人还是承认当年正是坚持了“凯恩斯路线”，深陷“经济大萧条”中的美国才得以拔出泥潭，有能力迅速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熊熊炮火。

  我们不妨着重关注第二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不久，“金融危机”接踵而至。不断给公众吃糖丸的小布什，最终只得将权力棒无奈地交给奥巴马。当初雄赳赳地带着一揽子振兴计划走马上任的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一方面对金融机构大加挞伐，积极推动出台加强金融监管的新政；一方面又不惜斥下巨资，掀起刺激消费的救市狂澜。

  可布鲁克斯却另有判断，他认为在小布什时代其实并不缺金融监管，而“庞氏（Ponzi）骗局”的发生，只不过是既有监管体系面对公众三番五次举报而麻木不仁的“苦果”。对于奥巴马于2009年7月以10亿美元推出的“旧车换现金”救市举措，布鲁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举一则奖励政府偏爱的工业，二则让旧车不到使用寿命便报废，实际是人为消灭了社会存量财富。从社会财富积累角度看，布鲁克斯无疑是对的。不过，从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就业角度看，这样揪住一点便否定整体的思维，显然也有失偏颇。

  作为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布鲁克斯无法容忍政府干预市场。在他看来，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市场干预，是因为社会上存在两类人，一类是支持自由市场但无决策权柄的七成公众；二是只占三成、主张收入分配的群体，虽然人数较少，但这个联盟是由“那些有知识、有权力、有谋略的人领导的”。实际上，这个被布鲁克斯定义为“30%联盟”的群体，往往是社会的精英阶层。

  这倒让人不由想起，2010年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拉希 (Christopher Lasch)推出的那本《精英的批判》。拉希在那本书里痛批美国的精英阶层：在国际市场的追名逐利取代了对故国家园的忠诚，整齐划一的精英教育取代了个性和创造力的培养，娱乐至上的信息轰炸取代了教育大众的初衷，精心策划的政治做秀取代了为民谋利的民主辩论……一度为人景仰的美国精英群体神龛，似乎正在遭受空前的信任危机。特别是，由于经济迟迟未见明显起色，由精英群体把持的政府正在遭受到数不清的质疑。

  确实，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角色由领导型向服务型转变乃大势所趋，但在市场中，政府到底只是一位忠诚的服务者，还是集市场规则制订和市场监管等重任于一身呢？至少在目前，这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

  布鲁克斯认为，政府过于执着经济发展，过于看重数字指标，反倒可能因此而破坏社会公众的“幸福观”。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倒觉得很有必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虽然不能赞成政府权力过盛，但在和平年代，经济发展很难说不是任何致力于取信于民的政府应当重点关注的重点内容。

  因为倡导一个方面，便极力打压另一个方面，未必就是健康市场应当顺应的发展规律。笔者并非要推翻布鲁克斯的“幸福观”，他的理念当然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前提条件是，人们不必为生存所忧，为饥寒所愁，社会就业机会充裕。这也并非就是为政府干预市场张目，只是一个市场不断发展完善的历程，往往也是行政力量逐渐退出市场的过程。随着人们幸福观念的不断提升，市场对政府功能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至于某一时段政府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到底该扮演何种角色，到底该有哪些作为，这一切迄今尚无成功经验可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