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什么改变中国》兼谈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

  ⊙吴 歌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这些年来因诸多惊人言论收获了空前的名声，虽然很大程度上是骂名。那些对他的“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垄断国企是一种全员寻租”等直率观点的激烈批评，甚至“连累”了整个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在舆论的批判声中，中国的经济学家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张维迎的全文，即封张维迎是“黑了心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张维迎在政府部门仅仅担任了“一些纯技术性的咨询工作”。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尴尬。但在另一个层面，他始终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呐喊者，对政府管制的批评贯穿于他近30年的学术生涯。这种上下、左右均不讨好的尴尬，在其新著《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中显露无遗。

  对于这本充满争议的访谈录，我想讨论两个问题。

  先说房地产市场问题。张维迎教授劝我们想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应该说，关于政府“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的主张是很有道理的。我反对的是张的论证。他把问题全部归结于政府，这是失之偏颇的。中国人多地少，土地并非想拿出来就拿得出来，吃饭毕竟是十多亿人的头等大事。收紧土地供应，房价就一定要涨吗？当然，土地少了，房子就少了，房子少了，价钱就高了，张维迎所言无非就是这个逻辑，而且他一如既往地遵循这个市场逻辑。所以他始终反对限制富人买房。但是，市场天生认钱不认人，土地的稀缺性决定了按市场的原则分配，稀缺性和由此带来的增值可能以及大量存在的对住房的需要，在将来会成为有效需求，使得富人毫不犹豫买房。实质上，这是资本从买房人手中攫走了一块利润，恶化了收入分配。市场既然是这种情况，为何不能用行政手段限制富人买房呢？

  再说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对于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出现的野蛮拆迁、压低补偿等恶劣行为，张维迎断言：“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笔者看到一篇网文，对张的观点嗤之以鼻。网文举出前苏联的教训，“一个人均收入水平比我们高出不少的国度，把国有资产的产权明晰化分到个人手中后，结果是产权的集中，大多数人变得一无所有。”网文论证说，以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卖着劳动力的农民，如果有了出卖土地的权利，会如何？恐怕要不了多久，土地就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上，那将是一幅极其可怕的场景。

  有没有一种更适宜的办法？笔者的老家在农村，如今生活在小县城，不妨就以所见所闻延伸一下。今天，虽然土地还不能自由买卖，农村却已出现了两种土地兼并。一种是民间盛行已久的“包地”，也就是某个农民（或者市民甚至企业）出钱，从其他农民手中转包责任田，而且转包规模很大；一种是官方实行已久的“征地”。前者虽名为“转包”，实际上转包人往往一次性给予巨额补偿，甚至比有些地方政府给的征地款都多，等同于把责任田买断；后者虽名为“征地”，实是利用国家机器强行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鉴于其规模之大不亚于“转包”，所以也可以视为事实上的兼并。不论转包还是征地，都会导致农民失地，但据我的切身经验（我们家6亩耕地，其中4亩被转包），只要补偿合理，农民并不害怕失地，相反倒是对失地感到高兴。这不是鼠目寸光，而是经过了精打细算之后做出的明智选择。

  另一种意见是，责任田能保障农民生活，如果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会让农民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失去。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第一，责任田并不是生活保障，经济收入才是，放在乡统筹和村提留还没有取消的时代，责任田甚至会变成农民的负担。十年前，河南太康农田撂荒，农民宁可不种地，就是明证；第二，即便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甚至国家提倡土地自由买卖，农民也不会轻易卖地，他们会掂量再三，把后路准备好。

  其实，土地是否私有化、是否允许自由买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土地仍归集体的时候，农民集体确实拥有跟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从而避免“集体”的土地再被国家低价兼并；当土地归个人的时候，个人确实拥有按自身意愿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的权利，从而避免自己的土地再被强势群体低价兼并。兼并也丝毫不可怕，而且兼并还是必须的，倘不如此，我国的农业就无法规模化，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被低效利用的局面就难以改变。可怕的是，当兼并开始之后，农民还不能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还不能享有跟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农民手中的土地始终还一直处于物权不清晰、谁都有权啃一口的状态。这才最终会使得农民真的失去了生活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