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经济学家》9月8日社论
再见，多哈！你好，巴厘！
“全球恢复回合”会谈应代替多哈回合。由世贸组织在2001年发起的多哈回合，其促成的成果值得赞扬。它着意优先改善欠发达国家农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渠道。多哈回合雄心勃勃，不仅覆盖了工业制品、农业和服务的相关贸易，还涉足与贸易间接关联的事项：反垄断、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规则等。
多哈回合的失败是个悲剧。罪魁是有权的游说集团，特别在农业领域。比如美国的棉花和制糖产业以及日本的米农和渔民。但多哈回合也存在两个基础性问题。一是国家数量，1947年第一次世贸会谈结束时有23个国家参与，2001年多哈回合会谈开始时就有155个国家。二是会谈的理想是达成一个宏伟的交易，实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自由化。但达成共识存在困难，而多哈会谈必须要求全票赞成的原则，让谈判的推进遥遥无期。
由于多哈回合陷入瘫痪，区域性会谈作为一个多边协商的替代品迅速成长起来。但区域性会谈更重视参与者权益，而忽视外围者权益。同时各地区间的差异化规则难以统一，因此也并非促进全球贸易的最佳范本。多哈会谈应以一种新生命获得重生。世贸组织应丢弃“非黑即白”的绝对谈判规则，应将会谈细化拆解，谋求会谈彼此独立的进步。同时应开放协商，允许任何成员离开或加入。但所有会谈都应遵守“最惠国条款”，这将使得小团体内的协议适用于全体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另外，全球恢复回合应聚焦贸易占比较大的制造业和附加值较高的服务业。
更新换代的时机应尽量紧凑，当G20财政部长11月于墨西哥会面时，他们应要求世贸组织开启全球恢复回合会谈，同时在世贸组织明年底的巴厘会议时完成。这将是未来五年世界经济的最好福音。（贺艳燕 编译）
◎《日本经济新闻》9月4日社论
新兴国家经济减速带来新问题
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经济减速迹象明显，主要原因是：第一，这些国家为了抑制通胀和泡沫而采取了金融紧缩政策；第二，面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不振。为了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他们应采取必要的改革。
中国政府希望用个人消费的扩大来填补投资和出口减速的缺口，期待个人消费能成为中产期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实际上，个人消费没有人们期待的那样高速增长。养老金、医疗保险等与刺激消费相关的改革相对滞后。
印度2011年实际增长率为6.5%，这是9年来的最低。今年4至6月的增长率下降为5.5%。其主要原因还是金融紧缩和出口低迷，7月大面积停电也让人们再次看到了印度基础设施的脆弱。有评论认为，印度在加速引进外资和提高国内流通等法律的改革上滞后甚至倒退。
巴西2010年增长率为7.5%，但去年急速降为2.7%，今年一直保持在1%。去年开始的金融紧缩打击了制造业。有评论认为其僵硬的劳动市场的改革停滞不前。
本来金融危机以来是新兴国家在牵引世界经济，如果新兴国家经济减速，那么全球经济整体不振的色彩将更加强烈。我们期待，新兴国家政府在切实推行改革以打造中长期增长引擎的同时，制定出灵活机动的经济对策。
迫切需要增强基础设施的新兴国家很多，对企业来说，新兴国家带来的商机很大。而且还有印尼、菲律宾等相对景气的新兴国家。日本企业有必要开阔视野捕捉这些商机。
（梁宝卫 编译）
◎《独立报》9月8日文章
克林顿难辞其咎
米歇尔·奥巴马本周的演讲为丈夫奥巴马的竞选注入了一股强大力量，但如没有比尔·克林顿后续支持，奥巴马赢得的选民热情也会在数天内冷却。正如罗姆尼团队所指出的，奥巴马自被成功选举后就再也没有令美国人产生过曾有的兴奋。而克林顿至今仍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
然而，克林顿的大部分光环得益于最稀缺的资源：运气。他执政时正赶上了美国经济繁荣期，美国人对克林顿时代带有一种对美好时光的眷恋。但选民们忘了正是克林顿启动了次贷危机。美国大量的财富起源于克林顿时代开始酝酿的泡沫。克林顿撤销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这一法案对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做出了严格区分。克林顿还着手创造了“太大不能倒”的金融巨兽。
这一系列政治举措的最大受益者是银行，如花旗银行。而花旗银行正是克林顿阵营的最大捐助者。当花旗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处于破产边缘时，由于其拥有如此重大的系统重要性，因而得到了美国纳税人450亿美元的现金援助，外加3000亿美元或更多的贷款担保，以及2万亿美元的低成本贷款。在克林顿执政期间，银行被鼓励向穷人提供抵押贷款。克林顿和其他杰出人士，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于1994年签订了一项法令，命令银行停止对低收入少数群体的歧视。
此外，克林顿政府命令国有背景的抵押融资公司房利美终结其拒绝向高风险出借资金的政策，这一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的风险抵御政策本是一张保护纳税人的安全网。让纳税人蒙受损失的银行固然应受到谴责，但造成这一局面的政治家也难辞其咎。
（作者系《独立报》商业专栏作家吉姆·阿米塔格 贺艳燕 编译）